关于收复香港的历史考察(转)(3/3)
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
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
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
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
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
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
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
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
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
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
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
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
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
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
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
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
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
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
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
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
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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