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场收入下降朕不管，国库这点儿地方户部得给朕填满。

若是愿意断自己的路，那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

朱厚照摇头，“朕不会将所有的盐场拍卖给一家或是几家，必然是多家经营，并且不再有区域限制，若是谁家的盐贵，百姓可以不买。”

一旦出现这种局面，私盐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

因为这其中可以获利。

只要获利就一定有人去做。

内商也不愿意从事几千里的运输任务，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从有盐引的边商手中购买盐引，然后到盐场支盐。

“便是本色与折色相结合。”

因为长途运输始终面对成本极高的问题。

所以商人想出一个办法，我为什么不能在边疆地区直接开垦土地、种植粮食呢？

其二，商人的‘人情支出’到正德年间已经非常高昂，从盐运司、盐课提举司要巡盐御史，一众官员的口袋都靠盐商来填满，这个时候开中，盐引价必须开得很低，形成对商人的吸引力，否则就没有意义。

可开得很低，朝廷收入锐减，最后就是全部贴补给贪官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解决吏治，所以开中法还没改好又开始去整顿吏治？

吏治是那么好整顿的么？

其三，商屯破坏以后，西北商业资本大幅度败退，有钱人都没钱了，谁给你去商屯？

内商？

不会的。

商人最注重风险管理。

换句话说，现在政策改回来，会不会再改？

信任一旦被破坏，想要重建是非常困难的。

不要说不会再改了，谁知道会不会再来个叶淇。

于是大明的北方的军需得到解决，朝廷的压力骤减，商人也能够参与到盐的生意里，各方都有动力去维持这样一套制度。

但是我们都知道，灶户的收入会被官僚系统不断侵占的，

他现在所能看到的，大概就是灶户生活艰苦、盐产量呈下降趋势、官盐质差价高、私盐泛滥成灾、边疆商屯废弛、

顾佐作为这个年代的官员，站在朝廷的角度考虑，天生的就有一种想要控制食盐的倾向。

因为食盐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战略物资。

这个时候灶户怎么办？

为了活下去，就只能偷偷的把自己产出来的盐拿出去卖掉。

于是私盐的源头出现了。

私盐出现以后，又进一步削弱了官盐对商人的吸引力。

每一个环节都有大量的权力和利益交织，要想把这些线条理清楚，那可真是不容易。

当有盐引开始壅滞，不能按照规矩支盐的时候，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占窝”。

朱厚照点点头，

“再有，大明有200多个县产盐，每次拍卖必定不是全部拍完，而是要呈现一种梯次顺序，比如说第一年拍四十个，经营权为五年，第二、三、四、五年一样，到第六年时，第一年所拍出去的盐场又可以重新进行拍卖，如此循环罔替，则朝廷每年都可以获得拍卖盐场的收入。”

所以正史中除了弘治五年叶淇改革，万历年间袁世振盐政改革也不是往回改，而是施行所谓的纲法。

按照原来的办法，商人每引盐纳米2.5斗，换算成银子仅值银5分，但是改纳米为缴银之后，每引征得盐税银4钱左右，这样朝廷获利就会瞬间增长8倍。

募兵制又需要大笔的银两。

这些大笔的银两只能是继续压迫百姓来获得。

于是局势越来越坏，恶性循环就这么产生了。

事实上，历朝历代的盐法都为了能够多课一点税，而搞得分外复杂。

但越是复杂，其中的漏洞越是多，并且一旦坏掉以后就越发难改。

所以开中盐法能够原封不动的改回头吗？

或者灶户就干脆逃亡，逃亡之后盐产量下降，又加剧了守支问题。

明代的开中法，朱厚照是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办法能够改良，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它里面的程序实在太多。

“与此同时，朝廷不再负责盐场生产，于是便不再需要盐运司、盐课司等一系列机构，这样不仅能够削减开支，而且还能从根子上绝了官员贪墨。”

官僚？

不错，他们不断的盘剥、贪污，也肥了自己的腰包。

这是专制皇权的宿命，那样的局面也一定会出现的，所以能咋办呢？

人治的天下，那个人如果不靠谱，什么制度能管用？

李东阳的话更显一个成熟官僚的稳重，他是提醒顾佐，大事要考察清楚。

顾佐将此话听了进去，“倒不如，下官去接触接触盐商！”

李东阳不可置否。

如果盐法真要改，那确实是个重大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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