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再来，知制诰郑獬与滕甫关系好，为滕甫打抱不平，王安石平时最反感这二人，目为“滕屠郑沽”。

听到郑獬在赵顼面前嘀咕，对赵顼说道：“獬极险，不宜使在内。”

赵顼此时对王安石依然相信，至少在做为上，除了郑朗也就是王安石，中书平安地渡过，王安石居功也甚伟。

既然王安石说郑獬不好，再换一换吧。

按照制度，两制官差除，必须宰相执笔。

看三司如今的改革，与这个类似，两制审议诏书，甚至对皇帝诏书封还词头，但两制官差除不能由两制内官员草诏，又交还给宰相草诏，形成一种平衡掣肘。

正好富弼又生病了，曾公亮因公务去了洛阳，王安石知道郑朗反感人事调动，主动将这个权利抢了过来，。

郑獬的好朋友吕诲、钱公辅、王拱辰为之不平，与王安石争执，吵来吵去，未争赢，于是前面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又判了应天府，钱公辅判了江宁府。

吕诲未动，仍然不服气，还争，赵顼出吕诲奏折示于王安石与赵抃，问：“王拱辰等出，外间纷云知否？”

因郑朗古怪的改制，两府相权受台谏弹劾，又受两制掣肘，如今宰相与两制官员也产生许多矛盾，赵抃答道：“不知。”

赵顼说道：“除拱辰宣徽使自为再任，岂是拨擢？

诲为人所使，却不知道卿之用心。”

吕诲被王拱辰当枪头使唤了。

是不是真做了枪头，郑朗也不知道，这滩子事全部是私人恩怨。

吕诲更不服气了，带着御史台官员多次弹劾王安石，又牵连到郑朗。

当然，火拼的结果，新吵架王吕诲也不是王安石对手。

但郑朗不想再闹下去，因此于都堂会上说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用人更是如此，所恨者乃是以爱憎用人，爱之则爱之所长，憎之则憎之所短，那非是用人之道，用人之道恰恰相反，爱之要视其短，憎之要见其长。”

以前也说过，乃是郑朗有名的名言警句之一。

说到这里，看着王安石。

那意思是说，能否心胸放宽广一点，若连这个做不到，万一那天我下去后，如何将相之位放心地交到你手上？

实际做到很难，郑朗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但要努力做到。

然后看着吕诲说道：“治平之害，乃是因为言臣锐减，一度台谏官只有数人而己。

故改制多个部司裁减，只有台谏恢复盛况，我还嫌不足，又增设十几家报纸，自民间起就增加舆论监督，以开言路。

又正式将监察司制度完善。

然献可，你可曾想过为何台谏锐减如此？”

吕诲不言。

这点御史台似乎做得略有些过份，不管怎么说，台谏是郑朗一手力促恢复元气的，自己这些人也是郑朗进谏重新召回来的。

“献可，非仅是与韩琦专权有关，真宗时我没有经历过。

仁宗时我也在朝堂呆了数年之久。

何谓言臣，替国家开言路，公忠国体。

但自仁宗时起，台谏官员有了不好的趋势，公忠国体未看到多少，却多以个人恩怨言事，一度使宰执多次轮换，耽搁国政，甚至逼得富弼不得不向言臣低头。

不敢作为，以求苟和，换取言臣的好感。

这叫公忠国体？”

“国家弊端沉重，欠负巨大，何谓言臣。

进忠言，匡国政，扶君王，纠百官。

如此重任，岂能不顾大局，一味以个人爱憎感情弹劾？

还有诸位说结党，无妨。

我不敢说视功名若粪土那么清高，但功名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一个便于做事的道具，危机过后，若诸位认为我还是结党专权。

我会主动退去相位。

甚至国家平安了，不用诸位说，我也会辞去相位，去郑州养老。”

“滕王钱郑四人被外放。

已经外放了，便要安心地呆在地方上从政。

庙堂重要，地方难道不重要吗？

我在地方上呆了二十多年，也未曾感到什么委屈。

为什么滕王钱郑就不能呆在地方为官？

难道天塌了吗？

做得好，中书有案记录，也能随时调回庙堂。

况且诸位说结党，若真的结党，钱公辅对我一向敬重，为何我不力保之？

其他三人难道与我私交恶乎？

献可，还望大局为重，不要再争执下去了。

否则又成嘉祐庆历之故事，望三思（指范仲淹吕夷简之争，当时视吕夷简为小人，但在此时，吕夷简早平反过来，也就是范仲淹的争斗毫无必要，甚至不对的）。”

双方各打五十大板，马上第三波改革就要动了，没有必要再斗下去。

又说道：“我知道，改革以来，使得一些人利益受损，这也是你们反对的地方。

但就是微调，难道没有人受损？”

拿起一张黄麻纸，又道：“昔日富弼与范希文交谈，说范希文贬官一定要慎重，一官贬去一户人家哭于道里。

范希文说一家人哭好过一路人哭。

实际中书每一道敕令出，岂没有千家笑，千家哭？”

“是啊，一定要慎重啊，”赵顼说道。

朝廷那一项决策出来，岂不是有许多人家受益的，也有许多人家受损的，难道因此就不颁布诏令吗。

所以一定要慎重。

“陛下睿智，献可，我性格比较淡，最恨的也就是争吵不休，以前身为参知政事或为两府相之时，年年有言臣弹劾我不作为。

当真不作为？

作为乃是理政，而非是在朝堂上争吵。

虽我不才，不能象房玄龄、杜如晦、戴至德那样，清静无为天下而大治也，但治策出来，让天下汹汹，我也不喜之。

只是因为国家弊端太沉重了，不得不用虎狼之药驱之。

子产治郑，三年民才爱之，我也不能与子产相比，大宋更非是一个诸候郑国可以比拟。

因此说五年，才两年时间，为何不多给我一点时间？

五年不行，四年如何？”

吕诲道：“御史之职，也是纠察百官之道，是郑公方才之语，四人无辜而贬，乃执政之失也，我不得不言。”

还是没有低头，但语气软和了。

他对郑朗没有坏感，即便也未必赞成郑朗所有的改革，可真将郑朗逼下去，国家这个大黑窟窿怎么办？

就是今年财政十之**会出现盈余，郑朗也不能立即下去，还有几亿赤字未解决呢。

赵顼解劝，道：“此事到此结束吧。”

吕诲多刚硬哪，能低下头，足够了。

况且马上第三波改革起，在郑朗教导下，赵顼也知道在这时候不能多事。

均输法出，条例司没有多少人反对，三司冗肿得确实不象话，已经肿到严重影响政务的地步。

因此设条例司，反对的人极少。

但均输法反对的很多，包括大小苏与范纯仁，与文彦博那句话无关，认为均输法一出，必与民争利。

是公正的说法，一旦执行，不但影响到一些大商人的利益，中小商人同样会受损。

因此执行前，郑朗先再次放出二监部分股契，安抚一些人。

钢监利润还没有完全起来，不过已经为朝廷打造许多武器，有了一些利润。

并且郑州那边在进一步地完善技术，一旦技术完善，再加上平安监开采的铁矿产量提高，必然会逐年增加。

两监股契还是很让人心动的。

又调拨一些老兵重新进入军队，起军事与政治指导员作用。

不过大多数老兵或者从事其他行业，或者进入了镖行监。

等到七百余老兵挑选出后，郑朗这才放出一条消息。

国家还会做一些改革，会使许多人利益受到伤害，无奈也，以后国家会进行补偿，郑朗正在谋划一个更庞大的监，这个监规模有可能比银行还要巨大，也更有前景，收益无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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