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南三里有南浦，“其源出京首山，西入江，春冬涸歇，秋夏泛涨，商旅往来，皆于浦停泊，以其在郭之南，故曰南浦”，[《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南浦”条。

]南宋时“谓之新开港”。

[《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

]

在城西、城南方向与外界交通频繁的地方，有迎来送往的馆舍。

城西竹簰门外临江处有弥节亭，“又有皇华馆，在州治东南”，“又南津馆，在望泽门外；迎仙馆，在城南”；“匹练亭，在城东南五里何家洲”，“以上皆舍也”。

[《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

]

五、南草市的繁荣

宋代鄂州城的布局上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商业区与相应的居民区发生了空间转移，从城区以内转移到城外的南草市。

南草市在城南望泽门外，经广平桥与望泽门相连，[《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广平桥”条。

]地当今武汉市武昌区西南鲇鱼套一带，东南通汤孙湖、清宁湖、纸房湖，水盛时，由三眼桥、孟家河、东湖坝通梁子湖，达樊口，水上交通十分方便。

最能说明南宋前期南草市之繁荣的典型资料有二种，一是陆游的《入蜀记》，二是范成大的《吴船录》，孝宗时陆、范二人先后经过鄂州时分别在城中停留一周左右，对南草市的繁荣有生动的描述。

《入蜀记》卷四：鄂州“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吴船录》卷下：“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

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閈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

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

其盛壮如此。”同书同卷：“集南楼，……下临南市，邑屋鳞差”。

《夷坚志》的记载也值得注意。

《志补》卷二五“李二婆”条称：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市中大火，自北而南凡五里，延烧屋庐数千间，虽楼居土库亦不免”。

根据以上文字及前述有关记载，可以对南宋前、中期的鄂州南草市作如下的复原：

（1）南草市位于鄂州城南门外的鹦鹉洲前，上方是南楼，市街沿长堤向西偏南伸展，延袤达数里之长，南北向的跨度至少五里以上。

（2）南草市是重要的商贸港口，河运发达，商舶云集。

（3）南市民居稠密，人口密度很大，居民以经商贸易者为主。

（4）南草市与鄂州城合起来构成一个大规模的城市，成为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交通与商业中心。

南市商业兴盛，人口密集，又因中转商贸繁荣，露天堆积大量竹木类货物，易发火灾。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十一月辛酉，鄂州南市火，暴风通夕，燔民舍千余家”；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八月壬辰，鄂州外南市火，燔五百余家。”[《文献通考》卷二九八《物异考四?火灾》。

]在另一场大火中，南市“焚万室，客舟皆烬，溺死千计”。

[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三《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道光二十八年瀛塘别墅欧阳棨刊本。

]南市聚居人口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而且，接连几场大火引起了官府的警惕，知鄂州赵善俊“驰往视事，辟官舍，出仓粟，以待无所于归之人，弛竹木税，开古沟，创火巷，以绝后患。”[《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三《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

《宋史》卷二四七《赵善俊传》略同，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5年版。

]这里的火巷由此开通并得名。

商业之外，其它各行各业、娱乐消遣以及城市病态行业也都兴盛。

屠者朱四、鄂渚王媪等都在南草市经商营业，其中王氏是“三世以卖饭为业”。

[《夷坚志》甲集卷八，？

？

页。

]鄂州都统司医官滑世昌，大约是因为医术较高，又敢于收受，因而“居于南草市，家赀积万。”[雍正《湖广通志》卷一二○《杂纪》。

]南草市建有楚楼等休闲观光的场所。

[《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楚楼”条。

]不仅“酒垆楼栏尤壮丽”，[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2002年版，第226页。

]娼妓空间也与集市为伍，占有一定的位置和份量。

刘过诗称：“黄鹤山前雨乍过，城南草市乐如何。

千金估客倡楼醉，一笛牧童牛背歌。”[刘过撰，杨明点校：《龙洲集》卷四《七言律?喜雨呈吴按察》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78年版，第27页。

]甚至有“赃败失官人王训”，“居于鄂州南草市，卖私酒起家，妻女婢妾皆娼妓，……鄂州人呼训家为淫窟，又呼为关节塌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六《炎兴下帙》一百三十六，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

]

总地来看，与中国其它城市一样，宋代鄂州城的平面布局蕴涵着自然、社会与人文等多重意义，它的形成与演变，受地理环境、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经济发展、时局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中，江汉交汇、倚山面江的独特地貌是鄂州城市布局的环境基础；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突出官衙的地位，重视秩序、形胜、阴阳等复杂的制度、思想与理念，对城市布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两宋的政治、军事局势和经济的发展，则为鄂州城市的布局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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