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宫提出的要求，全部是关于起居服用的，就是说，都是“生活”方面的，没有“政治”方面的要求——这是她聪明的地方。

和宫不懂政治，她聪明的地方在于她晓得自己不懂政治，因此也就不去碰触政治。

连舅舅桥本实丽随行西渡，她都知道是不妥当的，又怎么会再去提出更敏感的政治要求呢？

她之所以坚持“攘夷”，并不是她自己对“攘夷”有什么执念，而只是为完成兄长孝明天皇的嘱托和履行皇室加诸在她身上的义务。

离开日本，西渡中国，“攘夷”这个本不堪承受的千斤重担自然烟消云散；另外，想来中国不会再有人逼自己以“江户风”为人处事了，几年来的身心俱疲，在异国他乡，是不是反倒可以消解了？

既然“天子诸艺能事，第一御学问也”——那好吧，我就埋首诗词歌赋好了。

这本来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这一辈子也许再也回不到日本，可嫁到江户，不也像王昭君和亲匈奴一样，再也回不到京都去了吗？

就算咫尺，也是天涯。

所以，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些“生活上的事情”，按理不需要和宫和关卓凡两人亲自交涉，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庭田嗣子向幕府提出来，幕府再转告中国方面。

可是和宫和她身边的人根本不信任幕府，而幕府也实在不值得信任。

当初下嫁的时候，皇室也提出了“要以京都宫廷礼仪待公主”这样的条件。

在京都的时候。

幕府什么都答应下来。

一俟把和宫接到江户后就变了脸。

什么都要按江户的规矩来，气得和宫身边的女官们大骂幕府“骗子”。

如果请幕府居中，难保他们不再做点什么手脚。

至于幕府办事效率的低下，那是更加不必提了。

所以，和宫才会要求亲自和关卓凡会面，该提的要求，当面提出来。

最后，和宫神情犹豫。

迁延了好一会儿，终于下定了决心，开口说道：“有一件事，要请教贝子，是关于有栖川宫的……”

说到这儿，不晓得接下来该如何措辞，只好打住，脸都憋得红了。

关卓凡缓缓说道：“在下离开‘御座之间’后，便知会京都方面，开释有栖川宫。

请他回府蛰居。”

和宫神情复杂地看了关卓凡片刻，然后。

深深地俯下身去。

和宫的登基典礼，是在江户举行的。

之所以这么安排，是要借此削弱京都的“皇都”的地位和作用——幕府和中国方面都是这个意思。

不过，对外当然另有说法：京都“御所”焚于大火，别说举行新帝的登基大典了，天皇陛下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御所”不是第一次“焚于大火”，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天皇都是暂时驻跸级别最高的公卿——关白或摄政的家里。

不过，现在没人敢提这种“故事”了。

和宫亲子内亲王践祚，承继大统，为日本第一百二十三代天皇，改元“交泰”。

“交泰”二字，源于《易经》的《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用这两个字做年号，取其“君臣上下交融，则国泰民安”之意。

今上天皇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九位女天皇。

多年之后，天皇陛下薨逝，乃取大行皇帝龙潜之时的宫号“和”，再加上上一位女性天皇后樱町天皇的“樱町”二字，并在一起，谥为“和樱町天皇”。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在天皇生前，人们习惯称这位女天皇为“和樱天皇”。

有人认为，“和樱”是“和樱町”的简称；也有人认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樱町”是宫殿的名字，怎么能简化为“樱”？

更重要的是，“和樱町”是谥号，怎么可能在生前就早早地流行开来？

“和樱”和“和樱町”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也有人称女天皇为“交泰天皇”——不过这个称呼并不流行。

这位“和樱町天皇”今后在本书出场，如果要提到称号，为行文方便，一律称为“和樱天皇”。

天皇登基之后，随即发布了一道敕令，中心思想是：“《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为百世不替之法”，“天子诸艺能事，第一御学问也”。

“朕为教化万世，西向就学，大小国政，尽委之征夷大将军”，“公卿百官诸藩，赏罚黜迁，皆出于幕府”。

还有，“万国之间，折冲樽俎，订约和战，征夷大将军亦承此敕决之，不待后命。”

这是一份宪法性文件。

天皇以“敕命”的形式，把日本的内政、外交、国防、人事，通通委诸幕府，幕府的相关权力，按《万国公法》，就有了宪法保证。

其中，“不待后命”四字，天皇自废批准对外条约的权力，今后就不会再发生类似签署《日米友好通商条约》时那些没完没了的扰攘，有效避免了倒幕派再利用“天皇敕许”对幕府的掣肘和攻击。

讨论这份敕许的草案时，小栗忠顺很想在其中加入“今后天皇敕命皆由幕府发布”之类的字眼，但徐四霖表示反对。

徐四霖认为，将公卿的最后的一点象征性权力完全剥夺，不利建立“统一战线”——京都朝廷现在台上的，可都是佐幕派。

另外，这样做，幕府专权的痕迹太重，日本国内会有很大的反弹，包括佐幕诸藩恐怕都会有不少不以为然的。

现在大乱方平，天皇西渡，人心惶惶，一切还是要以“安静”为主。

真正的原因是：天皇现在在我手里，如果“天皇敕命皆由幕府发布”，我还能拿手里的这个天皇干什么用？

登基大典之后。

女天皇一行登上“富士山号”。

第二特混舰队和幕府船队即启程前往大阪。

关卓凡没有安排第二特混舰队的军舰作为女天皇的座舰。

是担心舰上的洋人面孔过早地给女天皇以过大的刺激。

再有，“富士山号”的船舱是按“和式”风格布置的，也更符合女天皇的生活习惯。

以江户到长崎的海途，本来舰队是不需要在半途停靠大阪的，之所以先到大阪，是因为关卓凡答应了女天皇唯一一个“政治性要求”：去国之前，回京都拜祭皇考和皇兄。

皇考仁孝天皇也罢了，皇兄孝明天皇其实还没有来得及下葬。

唉。

京都是女天皇的故乡。

四年前和宫下嫁，首途关东之时，十五岁的内亲王以为再也不能生返故乡，泪眼婆娑，曾赋和歌曰：

此身虽可怜惜，为君为民之故，且散做武野藏的朝露吧。

想不到四年之后，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可不久就要去国了。

这一次，不但可能不能生返故乡，甚至可能不能生返故国。

我的命运。

就是朝露和浮萍吗？

长崎。

启程归国的前一天晚上，关卓凡以一向的习惯。

拧亮煤气灯，摊开纸笔，做“阶段总结”。

长州藩覆亡，倒幕派皇族、公卿团灭，日本的倒幕力量被重重击倒在地，短时间之内难以翻身爬起。

本时空，永远不会再有“明治维新”这四个字，类似的革新被无限期地后推，在中国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之前，来自日本的可能的干扰被最小化了。

幕府有可能扮演原时空明治政府的角色吗？

不可能。

就像之前分析过的那样，幕府的“改制”，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在肌体的表面涂抹一点红药水，皮肤下面，什么也没有改变，骨子里就更加不用说了。

二次长州征伐，“西法”训练的幕府军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某种意义上，幕府的“改制”，还不如原时空中国的“洋务运动”。

中国好歹名义上还是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按近现代国家标准，“幕藩体制”的日本，甚至不能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

不废“幕藩体制”，日本永不可能迈入近现代国家的门槛；可是，“幕藩体制”是幕府的生存根基，废“幕藩体制”，日本可能新生，可幕府就是自杀了。

所以，幕府统治日本一天，日本没戏一天。

但是，幕府不可能长时间地有效地统治日本。

迫在眉睫的危机解除，幕府上下兴高采烈，以为“天下从此大定”。

但关卓凡却认为，幕府只是暂时渡过难关，按下葫芦浮起瓢，第一个火头暂时熄灭了，第二个火头很快就会烧起来。

这“第一个火头”，是地方武士向幕府夺权；这“第二个火头”，则是来自于底层人民的反抗。

天保四年，即1833年，日本各地大饥，史称“天保饥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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