浚稽山正是数年前李陵最后一次与匈奴决战之地点。

那时，李陵曾“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叁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因此，他对浚稽山一代的地形，无疑是十分熟悉的。

李陵自幼“有广之风”，乃一代名将，精通兵法；同时，熟悉地形要略，对于带兵打战之将而言，极为重要；因此，李陵可谓占尽地利。

反观商丘成，“（征和二年）九月，商丘成为御史大夫”（《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御史大夫之职责，不是来带兵打战的。

商丘成和李陵相比，更有天壤之别。

同时，商丘成带兵迎击匈奴，是征和三年五月。

换言之，从他新官上任当御史大夫到出兵西河，前后只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要想熟悉兵权军事、上下沟通，是相当困难的。

又，汉军之与匈奴兵会于浚稽山，乃是被其骑兵穷追而至的，而非如当初李陵先在彼处安营扎寨，勘探地形。

对此处之地形，商丘成纵是绝代军事天才，恐怕慌乱之中也断难熟悉。

如此，汉军之地利有大亏之处。

又，以兵力计，即本《汉书》，商丘成所带兵不过三万余，与李陵所带兵持平。

然而李陵所引乃匈奴之精锐骑兵，战斗力十分强劲。

同时，汉兵乃以远兵来袭，疲惫已极。

面对的是以逸待劳之匈奴军，并被穷追猛打退入浚稽山，其战斗力实在大可值得商榷。

于此点上看，则汉军实力上又有大亏之处。

再，当年李陵“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

那五千兵马还个个效命，以一当十。

面对匈奴八万之兵，相持亦不过十日左右，最终是以大部战死，自己被俘，“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馀人”作为收场。

商丘成之兵虽众，大概很难和李陵之兵相提并论，在中人包围仓皇逃奔进入自己所不熟悉之浚稽山后，却反能“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一个御史大夫靠一堆疲兵穷卒，最终反能把由名将所带的骁勇善战以逸待劳乘胜追击之精锐骑兵打败、最终无获而归，这难道不要让人奇怪的么？

如果李陵真为了报一己之仇，全心全意为匈奴服务，卖起命来不遗余力，如吴三桂洪承畴之流一般，和当今之在各处歇斯底里地叫嚣着制裁中国的无耻蠢徒们一样，那，商丘成尚有头否？

历史就是历史，更多的诠释已全然无益。

虽然说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上讲，给出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并非难事，然而这大抵也是毫无必要的。

因为无论怎么论道，都难免有以今人之胸释先人之怀之意在。

短短的“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叁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

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这数十字，更也为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至于有人必要以此来为自己的卖灵卖肉寻得精神慰藉，则不过是一种低级而愚蠢的精神自淫罢了。

“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

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

陵虽孤恩，汉亦负德。

言陵无功以报汉为孤恩，汉戮陵母为负德。

论语曰：德不孤，必有邻。

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

’陵诚能安，言陵忠诚能安於死事。

而主岂复能眷眷乎？

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答苏武书》）。

后世但作此书者，可谓陵之知己也。

而今之以李陵之失足来为自己的出卖民族祖先之行径辩解者，其心已为仇毒所坏，其眼已为蝇利所堵，其耳已为淫音所蚀，如此他们又如何能听得两千年前无奈的李陵所发出的悲凉的哀鸣呢？

注：本文也引述《文选-答苏武书》和《艺文类聚-别诗》中之部分内容。

书与诗都疑为后人伪托，但引述只为行文之需要，故不根本影响本文之史实。

（六）

李陵在匈奴呆了二十五年，和他太太跖跋氏生养了几个儿女，余则基本无所事事，惟苟且其百死之身而已。

中间曾被单于指派当说客去劝降老朋友苏武，两人见了几面，喝了点酒，大概相互还赠送了几首诗（但今存于《昭明文选》和《艺文类聚》中之别诗，疑为后人伪托）。

苏武当然没有被说动，但两个人仍保持着很深的友谊，以致于后来苏武还朝，还颇为他讲了几句话。

后元二年（前八七年），汉武帝死，八岁的汉昭帝继位，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石单】和左将军上官桀三公辅政。

霍光与上官桀和李陵曾是好朋友，对他和他的遭遇也很了解；因此，虽痛惜于李陵之降，却颇同情其不幸，明其苦衷。

因此曾派任立政等前往匈奴试图请回李陵。

李陵心已早如死灰，故国如梦而亲人不再，破家亡亲身败名裂之人，待死而已，复归何益？

因此只有以“丈夫不能再辱”婉拒了。

其实这应是托辞。

如果李陵真是心无故国，尽全力效忠于匈奴，则浚稽山下的商丘成，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全身而退了。

元平元年（前七四年），李陵病死于匈奴蛮荒之地，实践了其“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的诺言。

关于李陵的评价，在其生前即颇存争议，却并无人能多言，因为他的案例是被汉武帝钦定而且是被族灭的。

唯一替他说话的司马迁，也受了腐刑，那还是被特殊宽宥了的；这样谁还敢为他说话？

汉武晚年虽也有所悔悟，却也终未付诸行动。

对李陵的相对客观的评价，还有待汉武去世之后。

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

但对李陵评价之争议，却远非就此而止，而是绵延千年而不绝。

尤其每到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就会被一些人翻出来，重新贬谪或者同情一番。

其目的则大都不过是借古人之行迹，浇心头之块垒，各抒各的怀抱罢了。

后世对李陵非议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

后者不再赘述；非议李陵比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王夫之。

他在其巨著《读通鉴论》中，对李陵曾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甚至连带为其辩护的司马迁，也一起痛贬了一番。

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

不过这里，我将尽力本乎事实对船山先生之论作些跨越时间的评析和反驳。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三十：“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

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

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

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

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

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

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

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

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

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

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

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司马迁为李陵案而横遭腐刑，不得不长期忍受一个生者所能经受之最大的耻辱，是故“肠一日而九回”，埋头修史以尽其先父之嘱托；若于评论中有所偏发，以抒解胸中之郁结，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司马迁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则，在阐述事实时，尽最大能力考证梳辨、去伪存真，也是为世所公认的。

即以他所叙述之李陵事迹为例，班固出于维护汉室需要出发，而“讥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汉书中关于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袭司马迁所列举之事实，二者鲜有差异。

即宋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本乎此。

这就足以说明，司马迁对李陵经历之描述，基本是本乎事实的，而决非“挟私以成史”。

即以其之评论中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

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虽有为李陵文饰之嫌，却也基本本乎事实，并谈不上怎么过分。

因此，船山先生以为“迁之书，为背公死党言”，这一论断，是很不公允的。

李陵之降，至少于其时而言，自然难可宽宥。

然而若细究其所以降、乃至追查战败之原因，则从汉武、李广利到路德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浚稽山之战，李陵是尽了全力的，而失败之责，主要应归之于李广利和路博德之侧应不力，甚至根本就不准备救援。

说“陵自炫其勇”，虽为事实，然而以五千兵马而能力抗匈奴八万精兵达近十日之久，最后若非出了汉奸，尚有不败之可能。

则陵之勇，亦彰矣，其自炫也是实事求是，又何夸之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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