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文化也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以及儒家思想传播到东亚各国上千年来社会经济生活的积累沉淀之结果，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文化，不是停滞不前更不像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顽固不化愚昧落后而阻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传统儒家文化虽然产生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封建社会刚起步的时期，但是传统儒家文化是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甚至是东亚社会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完善发展的，这样才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儒家思想体系而被东亚地区各国所接受。

有的学者这还把儒家思想当作一总宗教即“儒教”，把“儒教”与西方基督教新教来做促进经济发展上的比较。

从近代以来东亚地区(日本除外)的落后受压迫状况一度使人们怀疑传统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适应性，身为东亚国家的日本也大为鼓吹“脱亚入欧”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

而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东亚地区一支独秀的经济快速发展又使人们重新思考儒家文化。

这是儒家文化与时俱进的结果。

儒家文化在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价值观层次三大层次上都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积累沉淀而向前发展进步的。

不能因东亚地区近代以来的落后不发达及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就否定儒家文化的积极作用。

一瑕不掩美玉，传统儒家文化作为三个不同层次的生活沉淀积累，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有些糟粕存在其中，有些糟粕还真正是严重阻碍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如过分强调“重义轻利”和“存天理，灭人欲”等。

从一般意义的文化概念上我们知道了传统儒家文化会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进步。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一个文化而言，随着生产力水平变化，上层建筑中社会组织以及价值观念也不断变化。

要秉着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的态度来对待传统儒家文化，积极挖掘传统儒家文化中具有积极进步意义能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成分。

传统儒家文化是一种动态发展的文化。

（二）东亚经济发展的真实性

而经济发展本身就是很明显的动态过程。

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经济增长（economicgrowth）是有区别的。

有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者定义区别的解释也有很多。

这两个概念的重大区别是大家所共同承认的。

区别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在经济学研究中有重大意义。

经济增长（economicgrowth）是指社会财富即社会总产品量的增加，它一般是用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来表示。

所谓经济增长是指一国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一般期限可以短至一年）实际的（即按不变价格计算）产值或收入的增长。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这个概念比较注重的是数量上的增长，是表面上的社会财富和总产值的增长，不过多的关注经济增长或者更明确的是数量上的社会财富增长背后的结果。

这是概念上的定义把经济增长定义在注重表面上的数量增加的范围之内。

我们就遵照这个定义来研究经济问题。

那么东亚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主要以GDP的高速增长率体现出来）就值得我们去思考这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不是一定带来了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

仅仅只以GNP或GDP的增长幅度来看待某个经济实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是不够的。

本文探讨的经济发展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会与经济增长概念混淆的经济发展，而是按照经济学上有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定义严格区别两者，承认它们的区别。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增长从概念上来讲虽然是比较重视社会财富社会总产值数量上的增长，但也并不是说只以社会财富社会总产品数量上的增长为唯一标准，还要考虑到其他变量的情况。

说道经济增长，我们提出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真正的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停滞状态则导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续的增长，虽然平均收入在时间相当长的周期中可能有升有降。

东亚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经济持续增长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从表二、表三的东亚地区部分国家和地区的GDP值和人均GDP值可以看出这一点来。

由于中国是从1978年才开始搞改革开放的，因此取1980年到2002年的经济体GDP值才能更好的体现出东亚地区的整体状况。

从人均GDP值的增长情况来看，有的国家和地区近几年内有一些回落的情况，但总体来说还是在这短短的30多年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这可以充分说明这30多年间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是超过了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所增加的社会财富远远足以抵消人口增长所增加的消耗，社会总收入的增长确实超过了人口增长。

东亚地区的3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符合经济增长的含义，是的的确确的经济增长。

这也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

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的概念则更为复杂。

首先从发展这个概念上来讲就有很多解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上都有。

这些有关发展的理论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认为发展是单一国家的行为，存在一种普遍的发展模式。

这种视角的发展理论有一些共同特征：它们分析的单位是共同的，即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分析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战略和社会系统，并由此而认为，发展就是耽搁国家和单个社会的发展。

他们还追求一个普遍的一般的模式。

这些理论均以一个假定为前提，不论各个国家在历史上、文化习俗上、资源禀赋上有何差异，都可以走一条普遍的发展道路，遵循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模式。

所以，这些发展理论的共同结论便是，只要新独立的发展中或非西方国家遵循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就能成为现代化国家。

另一种视角认为发展是一种区域行为或世界行为，发展受制于国际环境。

这是20世纪60至70年代出现了著名的“相互依存理论”、“霸权稳定理论”、“依附理论”、“中心—外围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等等。

这些理论强调，发展并非只是一个国家的行为，发展是一种“区域行为”或“世界行为”，应当将发展纳入“区域体系”或“世界体系”之中。

发展这个概念的含义是多样的，它比增长这个概念要宽泛很多。

经济发展作为一种发展来讲是有比经济增长更深层次的含义的。

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当然包括经济增长，但是，它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的变化、产出结构的变化、产品构成的变化与质量的改进、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分配状况的改善。

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和复杂得多。

当然，没有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经济发展，就此而言，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是，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

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

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收入在一个长时期内增长的过程，条件是处于“赤贫线”下的居民人数不再增加，收入分配不会变得更不公平。

具体来说，这一定义包含三个要素：一是实际收入，即消除通货膨胀影响以后的收入；二是人口平均收入，如实际收入每年增长2％，而人口也每年增长2％，那么经济就无发展而言；三是在一个长时期内，迈耶认为至少要20至30年。

可见，经济发展强调的是一国人均实际收入的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不当包括经济增长，而且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方面的进步和改善。

在产业结构进步方面，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例减少。

而第二、三产业产值所占比例提高；社会结构方面，譬如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日趋下降，中产阶层的家庭在全国全部家庭中所占的比例扩大；在政治结构方面，譬如民主政治的方式日渐普及，而传统的权威阶层逐步退出政治舞台，等等。

在这些结构变化中，经济不发达现象渐告消失，低下阶层的生活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趋于上升，显性和隐蔽性失业逐步缓和，非正常外贸转为正常，等等。

总之，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如增长概念那样），而且是一个多层面的质的概念，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多个层面。

东亚地区30多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确是带来了经济发展。

原来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部门比重十分大的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东亚地区的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大大上升了。

那种“无工作的增长、无声的增长、无情的增长、无根的增长、无未来的增长”这五无增长的现象没有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东亚经济增长中出现。

东亚经济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实现了经济发展，是真正的经济发展。

保罗•；克鲁格曼也认为：“但是，这样的调整也不能掩盖经济进步的惊人现实。

因为人们不能只着眼于官方的增长数据，亚洲的进步是可以用肉眼观察得到的：摩天大楼取代了昔日的小破棚屋；高速公路取代了昔日的乡间小路；小汽车取代了昔日的自行车。

工资的迅速提高，不仅可以在官方的数据里，也可以在私营公司招聘员工时得到证明。

当然，最显而易见的是，有了挣到了足够多的钱，去购买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并在各条新开辟的航线上乘飞机旅行，应该说，亚洲的增长是真实的。”东亚经济发展是真正实现了。

从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和普遍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来看，文化和经济发展都应该是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或者说是呈运动发展的趋势。

这种过程和趋势的前进发展也是按边际原则进行的，不会总是顾及沉重的过去。

儒家文化虽然也曾经阻碍过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但重新被认识、重新被运用的传统儒家文化同样可以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发挥起作用。

在传统儒家文化重新被挖掘被定位的过程中，在东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两者是动态的发展进步的。

传统儒家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文化体系，伴随着东亚经济发展而发展。

二、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总要素生产率（TFP）

传统儒家文化到底适应还是不适应东亚经济的发展？

产生在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儒家文化是不是就一定阻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一类的问题都是在讨论传统儒家文化与当代东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问题。

这是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核心命题。

这个核心命题一直以来都有许多不同的答案来解释说明它，特别是讨论因东亚经济奇迹而所伴生的一种“亚洲价值观”。

这种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指导的亚洲价值观是否真正推动东亚经济发展？

这里所指的“亚洲价值观”仅指东亚地区，应该更确切的说是“东亚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

直到发生金融危机之前，西欧很多经济发展理论家和新闻界的看法认为，以东亚经济发展为基础，21世纪将是亚洲时代或太平洋时代。

但是，1997年7月之后，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他们转向指责东亚经济体制的基础是落后于时代的亚洲价值观和体制，指责亚洲价值观的内容包括官僚主义、家族主义、温情主义等，它们相交错形成了腐败结构和“裙带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终于导致了经济危机。

保罗•；克鲁格曼在评价东亚金融危机时认为：“亚洲经济在管理方法上与美国不同，表现出一定的特性。

没有我们政府与商界之间的对手和守法的关系，在高增长的亚洲经济中，商界与政府的精英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受禁令约束的紧密关系，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

我的意见是，这种密切关系在整个经济里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允许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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