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登上荣誉的高峰，成了亲友和众乡亲的骄傲，忽然有可能丢官，荣耀将变为耻辱，半生的努力和未来的前程也一并付诸东流，这些东西加起来，不值得自杀么？

——对我来说依然勉强。

最后，时人陈洪谟的一段记载帮助我理解了周钥的选择。

据《继世纪闻》卷二说，给事中安奎、御史张３鼍┎榕糖粮，返京后刘瑾索贿，嫌那二位给得少，就说他们参劾官员失当，大发雷霆，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将这二位枷于公生门。

当时正是夏季，大雨昼夜不停，这二位就在雨中淋着。

原来是著名的一百五十斤枷。

据《明史》卷95介绍，刘瑾通过亲信控制了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让两厂竞争，调动了特务们的积极性，并且有许多发明创造，用150斤重的枷套在脖子上，就是他们的发明之一。

戴了这种枷，“不数日辄死”，《明史》卷192也说，“枷死者无数”，可见摆在周钥面前的前景多么可怕。

既然很可能被活活枷死，周钥的自杀便有了选择安乐死的意思，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看了这个故事，不知诸位是否发现了点什么。

我初读时感觉有点古怪，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古怪，更没有发现什么。

后来又读了六七项记载，都是关于刘瑾如何索贿，不如愿就变着法收拾人家的故事，读着读着，忽然就明白了，原来刘瑾向我们展示了一条级别很高的潜规则。

与潜流的比喻对应，我为这条潜规则想了个名字，叫“抽水机规则”。

换一个比喻也可以叫“捕鱼规则”。

我读到的官场徇私舞弊故事，给我留下一个总印象：面对百姓，贪官污吏通常很生猛，取主动进攻态势；面对官场同僚，一般则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温和策略。

按说，只要手里有乌纱帽之类的钓饵，不愁鱼不上钩。

乌纱帽意味着合法伤害下级和百姓的权力，拿到这个权力便可以榨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很合算的买卖。

换个比方说，人往高出走，水往低出流，只要有利益吸引着，官吏自然会流过去完成权钱交易。

但是刘瑾不然。

他根本就不用钓饵，根本就不拿利益吸引你流过去，他径直把钓竿换做鱼网，将进京的官员一网打尽，直接往官场里插一根抽水机管子，开足了马力硬往上抽。

刘瑾的管子长度有限，口径也太大，通常够不着下层百姓。

按照渠道系统的分类方式，最高级别的渠道为干渠，次为支渠，再次为斗渠，下为农渠，最下为毛渠。

刘瑾看不上农渠毛渠，主要往干渠支渠里插管子。

周钥、安奎之类的中央监察官员，被刘瑾像堵住笼子抓鸡一般地随意收拾，其实他们出了北京就是官场上的鹰。

在他们监视之下的地方官员很愿意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纳贿，明末也流传着给事中是受贿之王的说法。

如今这些大王必须统一向刘瑾纳贿了。

上述官场之鹰的总数，六科给事中有58人，十三道御史有110人。

监察系统还有一批官员，大约20多人，他们挂着左右副都御史（近似监察部副部长）之类的头衔巡抚四方，常年在外，这些鹰也要统一向刘瑾纳贿。

《明史·宦官列传》说，当时内阁的焦芳、刘宇（近似国务委员），吏部尚书张綵（近似人事部部长），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近似╳的中统局长兼中央警卫局局长），都是刘瑾的心腹。

他们变更原来的制度，令各地巡抚入京接受皇帝的敕命，同时向刘瑾纳贿。

延绥巡抚刘宇不来，被逮捕下狱。

宣府巡抚陆完来晚了，几乎被判罪，贿赂了之后才让他“试职”。

《明史》卷186还提到一个叫冒政的清官，挂着右副都御史的头衔巡抚宁夏。

冒政为官廉洁，刘瑾索贿不得，就找了一个岔子将他逮捕，又罚米三千石。

刘瑾死后，冒政才恢复原官职退休。

比监察大员低一个级别的渠道，当属各省的行政长官。

《继世纪闻》卷二说，正德三年（1508年），天下诸司赴京朝觐。

刘瑾下令每个布政司（近似省政府）送银二万两，交了钱才放人回去。

银子则由刘瑾等人分用。

各地官员无奈，纷纷向京师巨室借贷，回任后，为了还贷再加倍搜刮民财。

这个过程假如反映到账目上，大概就是各地的“正簿”入了宦官的“杂簿”，各省长官回去后搜刮“杂入”，填补正簿中的“杂出”。

而刘瑾等又从宦官的杂簿中领走了自己的一份。

《继世纪闻》记载的这次大规模索贿已经是第二次了。

按照明朝规定，各地官员每三年入京朝觐一次。

三年前是正德元年，刘瑾刚刚得势，便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一个人一千两银子，多的要到五千两。

不给的则贬斥，给得多了则升迁。

所谓“天下三司”，指的是当时全国十三个省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各省的兵马、钱粮和刑名，号称封疆大吏。

其中最大的官是都指挥使，正二品，每年的官俸为732石米，按市价折成银子不过366两。

布政使（近似省长，从二品）的俸禄是每年576石米，折银不过288两，三年不吃不喝全孝敬了刘瑾也不够。

这批人的总数，以每个职位至少设左右或正副二职计，大约有七八十人。

搜刮一次便有十万雪花银的进项。

刘瑾的抽水管子也插向漕运、盐政、屯田和科举这些领域。

这些领域的正式制度，譬如盐引制度之类，解释清楚已不容易，再讲明白其中的猫腻更费笔墨。

我在这里只选一个科举方面的简单故事作为示意。

《明史》卷174说到一个叫安国的人，接父亲的班当了军官。

正德三年，安国考中了武状元，分配到陕西三边当代理师长（进署指挥使）。

这时候刘瑾索贿来了。

安国和同时中武会举的六十人都拿不出钱来，刘瑾便发配他们下连当兵（编之行伍），随时听候调遣，禁止擅自归家。

这六十人全部陷入困境，和戍卒生活在一起，几乎难以维持生存。

而边疆的守臣害怕刘瑾，谁也不敢收用他们。

直到刘瑾死后，安国才回到考试前的起点——接父亲的班当军官。

刘瑾也干过许多卖官鬻爵或徇私枉法的勾当，这属于权钱交易，不是抽水机运转。

除了数额特别巨大，交易对象身份特殊，出卖公众利益时特别肆无忌惮之外，这些行为并无创立新规则的特殊意义，这里暂且从略。

总之，刘瑾具有出类拔萃的进攻性。

我们可以在上述故事中发现一个共同点：那些官员们付出的贿赂并不是升官发财的投资，而是避祸消灾的保险费，更准确地说，是对黑手党欠下的债务。

汉语好像还没有对此作出区别，将这两种性质的钱财潜流统称之为贿赂。

祖国语言显然还有进化余地。

四、抽水机是怎样制造的

监察御史蒋钦向皇帝揭发说：昨天，刘瑾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每人一千两银子，甚至有要到五千两的。

不给则贬斥，给了则提拔。

全国都感到寒心，惟独陛下把他放在身边使用。

这是不知道左右有贼，把贼当成心腹了请立刻杀刘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刘瑾

这是我读到的有关刘瑾牌抽水机运行的初次记录。

蒋钦写到的“昨天”，即正德二年闰正月初八（公元1507年2月19日），初六那天他刚刚挨过廷杖的打，三天后便再次冒死上疏。

（注4）可见刘瑾抽水也不容易，真有人不要命地跳出来破坏捣乱。

为了理解当事双方的勇气，刘瑾抽水的勇气和蒋钦跳出来砸抽水机的勇气，我们要追溯发生在数月之前的一场殊死搏斗。

刘瑾很会哄孩子。

正德皇帝登极时不过十五岁，喜欢玩打仗，刘瑾是个粗人，颇能理解顽童的趣味，便和另外七位太监一起与皇上“击毬”，“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还带着皇帝微服出行。

小皇帝玩得“大欢乐”，对刘瑾便日渐信用。

文官们听说以刘瑾为首的八位太监引诱皇帝“游宴”，不学好，便纷纷上疏论谏，大学士（近似政治局常委）刘健、谢迁、李东阳带头，一堆尚书（近似部长）、给事中和御史呼应，形成了外廷文官对内廷宦官的攻击之势。

小皇帝烦透了那些文官讲大道理，却被五官监候（正九品，近似天文局历法科科长）杨源拿星相变化说事的一篇上疏说害怕了。

见小皇帝有点怕，刘健等人发起一轮更凶猛的攻势，要求皇帝诛杀刘瑾，以户部尚书韩文为首的众大臣摇旗呐喊，声势大振。

小皇帝心虚了，有让步的意思，就召来宦官中地位最高的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让他们阁臣们商量，把刘瑾等人发到南京闲住。

正德元年十月十二日（公元1506年10月27日）这一天，王岳等人代表小皇帝往返三次，与大臣们讨价还价，皇帝希望缓和处理，大臣非要杀人不可。

大臣中有人劝刘健也让一步，以免过激生变，但刘健寸步不让。

据说太监王岳比较正直，又有些嫉妒刘瑾。

刘瑾是皇帝的亲信，而他这位地位更高的太监却常常被晾在一边。

在传话的过程中，王岳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对小皇帝说，阁臣们的意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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