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蒂安.路易斯.约瑟夫.德吉涅。”

“法国人？”

“对。

家在巴黎。”

“从东方来的？

还是驻广州的领事？”

“是的。”

“哪一年任命的？”

“1787年2月。”德吉涅说罢，起身从大衣内侧的兜里翻出装有委任状的袋子，递给了面前的里亚勒市长。

后者接过后取出里面的东西，却没有打开，而是递给了正朝自己走来的特派员。

“您请过目。”

德吉涅解释道：“我是由东印度舰队司令布鲁尼.丹特尔.卡斯托任命的。

经过圣路易的时候，我听说他已经被国民公会任命为海军少将，正前往南半球执行任务。

在这之前，我一直担任广州领事馆的领事馆的第二翻译兼秘书。

此外还兼任法国科学院和文学学院的通讯员。

这里面是我的委任状，以及授予我的勋章。”

好么，合着你这家伙是旧政权的残渣余孽！

特派员面无表情的接过来扫了一眼，连里面的内容都不看就扔在桌上，不屑的道：“中国，我知道。

他们有皇帝，是专制的老巢。”

一直没说话的布莱维尔上尉争辩道：“不对，公民。

我们和中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那位已故的Arcade Hoang还帮我们编写了《汉法词典》。”

“我们？”特派员面色一变，厉声道：“什么我们！

那是旧王朝时期的臭国王！

怎么是我们？

他们干尽了坏事，他们留下的爪牙到处在活动！

那些密探、奸商......不管从哪来，都必须消灭他们！

至于你说的Arcade Hoang，他就是给臭国王当差的，幸亏他死了，要是活着，一定会被送上绞架！”

说罢，他一指德吉涅，面带狰狞的怒斥道：“他也是旧王朝的余孽！”

啊？

！

德吉涅目瞪口呆，心说这还是我认识的法兰西吗？

一名妇女不服气的大声道：“不！

他们带着小麦来了！”

老百姓可不管什么旧王朝还是新共和，谁让自己买得起面包就拥护谁，反之，就干。

“小麦？

哼哼~~”特派员的嘴角露出不屑的笑容，疾步上前对那妇女道：“真是愚昧！

敌人蒙骗了你们！

你们就像一群羊羔，豺狼的诡计把你们迷惑了！”

众平民看到特派员张牙舞爪，就跟中了邪似的，都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一直退到了门外。

“谁敢说麦子里没放毒？”特派员扫视着人群，就如同看一群蝼蚁。

“肯定放了！

我发誓！

可怕的陷阱！

这些奸细，不择手段，无孔不入，死盯着我们！

那些奥地利人、比利时人、普鲁士人、还有保皇党的无赖们，无时无刻不想着复辟！

在我们这儿，就有这种人！

共和国有法律，我会处理的，不要轻信！”

德吉涅眼瞅着这场会见要被特派员带歪，起身辩解道：“先生们，我带来的中国使团可不是专制王朝的皇帝派来的，而是反抗专制的革命者！

他们建立共和国的时间比我们还要早几年！”

“嗯？”在场的官员都是面面相觑。

由于这些年法国和中国贸易的不顺畅，他们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十几年前。

那名特派员也停住了脚步，转身看向德吉涅，一脸好奇的道：“东方人也懂共和？

你在开玩笑？”

“他们为什么不懂？

《论法的精神》里，有很多内容和灵感都是来源于东方哲学。”

布莱维尔上尉这时道：“这一点我可以证明，我父亲曾去巴黎专程拜访过Arcade Hoang，向他请教了来自东方的学问，当时孟德斯鸠先生也在。”

布莱维尔上尉的话非常有分量，他出身于本地豪门，家中世代经商。

其父老布莱维尔从事海上贸易近三十年，1711年曾率船队前往厦门进行茶叶贸易，回来后就发了大财，不光在城内开设了专卖的盐店，还包揽了向整座城市提供生活用水。

四十年前，勒阿弗尔由镇改市的时候，被选为首任议员。

里亚勒市长和手下官员对视了一眼，都相信了布莱维尔上尉的话。

孟德斯鸠在法国可是鼎鼎大名，尤其是《论法的精神》，在座众人几乎都看过，可谁也没想到竟是受了东方哲学的启发。

其实何止是启发，那部书里有六处都是直接引用了和Arcade Hoang的谈话内容，可见影响之深。

话说在十九世纪之前，由于中西方交通不便，前往欧洲的中国人少之又少，有据可查的仅有寥寥十数人。

由于这些人几乎都是天主教徒，出洋行为不被明清官方认可，所以他们的经历并未出现在家族或是地方志史料里，后人只能在浩如烟海的欧洲国家图书馆和教会档案中一探究竟。

后世一般认为，明清之际最早到达欧洲的中国人叫郑玛诺，他也是第一位在罗马教廷进行了系统学习的中国籍耶稣会士。

之后比较著名的还有1600年在荷兰呆了八个月的福建商人李锦；跟随比利时传教士赴欧，见过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一世、法王路易十四、英王詹姆斯二世的南京人沈福宗；跟随法国传教士梁弘任来到法国的黄嘉略；跟随意大利传教士艾若瑟赴欧的樊守义，还有跟随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赴欧，并在圣家书院求学的殷若望、顾若望与谷耀文。

此外还有在伦敦游历多年的广州泥塑匠人谭赤官；不学无术，从广受欢迎到被人唾弃，最后被关进巴黎沙榔东疯人院的胡若望。

在这些赴欧的中国人里，对法国影响颇深而且名气最大的，就是被称为“Arcade Hoang”的福建兴化人黄嘉略。

正是由他根据汉语雅言编撰的《汉法词典》，法语才在路易十四时期被确立为与拉丁语并驾齐驱的欧洲通行书面语言。

黄嘉略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祖父曾在南明朝廷出任御史；他母亲还是中法混血，因此精通法语。

说起“雅言”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是古代中国的汉语标准语，也叫“洛语”。

《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作为一个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的人，黄嘉略通晓雅言一点也不奇怪，尤其他还是福建人。

自宋室南迁，洛阳雅音逐渐在北方消亡，闽南话就成为最接近隋唐时期洛阳读书音的语言。

1702年，23岁的黄嘉略跟随一名耶稣会的传教士，登上了从厦门开往欧洲的货船，历时八个月抵达伦敦，之后他又去了巴黎，而后转赴罗马。

1706年，在罗马游历了四年的黄嘉略回到巴黎，准备启程返回中国，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跟他一起的耶稣会主教梁弘任患病卧床，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无奈之下，黄嘉略只得在巴黎滞留，谁知这一呆就是十年，再也没回去。

当时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从中国带回了大量的汉语及满文书籍，可却没人能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

当法兰西学院方面得知巴黎居然有个叫黄嘉略的中国读书人，便立刻上门拜访，聘请他传授汉语，并组织中文典籍的翻译工作。

之后他又受聘成为路易十四的翻译官，受命组建法国国家图书馆，负责各项中文著作的翻译，以及编写多部词典，其中就包括了《汉法词典》和《中国官话》。

法国政府和教会为了留住这位大才，坚定其侨居法国的信心，便撮合他与一位名叫玛丽.克洛德.雷尼埃的巴黎女子完婚。

黄嘉略在巴黎生活期间交游广泛，与之密切交往的法国学者有数十位。

当时的欧洲正风靡“中国风”，而法国就是这场潮流的中心。

在他的身边时常围绕着一群法国学者，其中包括了著名的植物学家茹西欧、汉学家加朗、弗雷莱和傅尔蒙、奥拉托利学院院长戴穆莱、地理和天文学家德利尔等等。

1713年，年仅24岁的孟德斯鸠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嘉略。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七次登门拜访，从对话中详细了解了古代中国的历史、宗教、哲学、文学和司法科举制度，两人也由此成为好友。

和黄嘉略的谈话对孟德斯鸠影响巨大，后者将两人的谈话内容整理为3次记录，最长的达20页，装订成册，冠名为《关于中国问题与黄先生的对话》。

在其后来的著作《波斯人信札》中，主人公于斯贝克便是以黄嘉略为原型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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