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多禄一行在会安停留了五天，自第一次见面后，郑怀德第二天去了会安城，伯多禄和黎文悦则就具体的军事问题继续深入协商。

广南方面除了希望在军事行动上需要协助，还提出了购买武器的要求。

这几年广南政权都是在跟暹罗或是法属印度殖民地购买军火物资，军队也都是由法国人进行西式操练，所以对钢铁和武器弹药需求很大。

邓飞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对方的请求。

没别的，广南军的战斗力太差，卖给他们武器纯属间接支援西山政权。

而且如今的东南亚各方势力交错缠杂，就跟个大漏勺一样。

使用了火帽和米尼弹的“1790型线膛枪”绝对领先了一个时代，要是传到英国人手里，让他们提前把科技树爬出来，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伯多禄无奈，只得退而求其次，提出想借一笔款子，用于稳定嘉定地区的经济。

“你们想借多少？”赵新之前给邓飞送了三十万两的银锭，以备不时之需。

黎文悦道：“邓大人以为二十万两如何？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其中的三分之一用制钱来支付。”

“制钱？”邓飞心说莫不是要拿去熔了造大炮？

那还不如直接给铜锭呢！

谁知当他把想法一说，黎文悦连忙解释说不是这个意思，他们真的是急需铜币，目的是为了稳定物价。

“邓大人有所不知，嘉定素来是鱼米之乡，可如今市面上米价腾贵，百姓平日买米都要用银子才行，究其根由，还是出在制钱不足上。”

话说安南虽然有铜矿，但限于开采和冶炼技术，铸币量一直很低。

说白了就是铸币成本比币值高，铸的越多越亏。

于是从17世纪开始，岛国和带清的铜钱贸易便长期占据了安南海贸的大头。

西山起义后，接连不断的战争导致铜料和货币需求量大增，各方政权一边把铜钱熔了造大炮，同时还需要大量铜钱发军饷和征发民伕，导致铸币价格暴涨。

如今带清南方的银铜比价是一比五十七，而安南则是一比三十五。

因为严重缺铜币，西山朝廷便铸造了大量的锌币。

相比铜币，锌币铸造起来就便宜多了，而且锌币的面值是铸造成本的两倍之多。

然而高利润必然会导致大量私钱充斥市面，劣币驱逐良币，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

物价一旦高涨，受创最严重的就是海贸。

邓飞对货币经济的了解虽然不多，但也知道凭借北海镇的工业水平，开个模具造铜钱还是手到擒来。

既然借钱不是问题，下一步谈的就是拿什么做抵押，以及如何偿还本金和利息。

黎文悦提出用广南的特产大米偿还，邓飞心说开什么玩笑！

他随即提出了一个颇具诱惑的条件，借款总额提升为五十万两，无息，分二十年偿还，条件就是将双方在云南地区的国境恢复到传统习惯线的大赌咒河（斋江）。

伯多禄和黎文悦根本不以为意，让广南变得兵强马壮、有钱有粮才是当务之急。

虽说大赌咒河以北四十里领土是雍正“赏赐”给后黎朝的，可崽卖爷田心不疼，更别说北部领土现在还不是广南政权能控制的区域，什么时候拿回来还不好说呢！

等双方谈的差不多了，伯多禄便邀请邓飞前往嘉定面见阮福映，以便双方谈判的内容能尽快落实到纸面上。

这事只能是邓飞去，其他人眼下都是各忙一摊事，无暇分身。

王远方只是在第一天迎接的时候露了一面，之后便带着特战营去了大占岛进行热带丛林适应训练，洪涛眼下正带着医疗队给大唐街上的华人看病，以便安定民心，扩大影响力。

北海军自从占领会安后，那些来不及逃跑的西山朝官员被全部关押。

考虑到和古人的交流障碍，城内的各项事务都由江藩和钟怀出面代管，让两人妥妥的过了一把县太爷的瘾。

由于有叶占荣父子协助，会安城内的街面秩序都是由明香社的华人社团协助，目前还没出什么乱子。

实际上由于北海军取消了西山官府征收的人头税、打渔税、碾米税，只保留了土地税和关税，所以不管是华人还是本地人，都对这项“仁政”表示出极大的欢迎。

相比横征暴敛的西山朝廷，会安的百姓更希望北海军能留下来继续统治。

一番斟酌后，邓飞还是把江藩给拉上了，让钟怀留下来管理会安。

南下的路上雷神号船速之快，航行之平稳，让伯多禄、黎文悦和郑怀德三人愕然不已。

期间邓飞还带着他们去轮机舱参观了一次，虽然只能是站在门口，不能进里面细看，可包括何喜文在内的四人对内部密密麻麻的管路和庞大的汽轮机都是震撼不已，直呼“非人间之物”。

1791年1月10日，载有伯多禄一行人的雷神号拖着何喜文的船队抵达了嘉定东南海口的芹滁港，这里距离嘉定城还有一百多里水路。

虽说何喜文的两条船上打出了旗号，可雷神号的出现还是造成了港口内外的极大恐慌。

何喜文先是派人和港口内驻扎的广南水军联系，然后又派快船送伯多禄、黎文悦两人前往八卦城跟阮福映禀报。

邓飞在驾驶舱指挥停船，江藩左右无事，便和留下来陪同的郑怀德到甲板上看风景。

此时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港口内外一览无余。

只见芹滁港内部极为宽阔，水流平稳，东南有山为屏障，将海面上的风浪完全隔绝。

然而这么好的良港里，只有七八条不大的广船和几十条小渔船，看上去十分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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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怀德指着芹滁港周边对江藩介绍道：“子屏先生，我嘉定有芹滁、波忒、美清、仝争、大小海门等十七处海港，惟芹滁港港心深广，四时八风，俱保稳济，无暗沙伏礁、怒涛凶风之患，乃安南第一良港。”

江藩拈须道：“此地群山起伏，河道贯穿，二江为天堑，扼船于海口。

某以为，凡在兵事，莫不以山川险要为第一。

然兵粮精足，听从节制，赋役刑名，别行经理，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先生高见。”

作为嘉定本地的华人名门，郑怀德的祖上在前明就是官宦之家，他自幼苦读诗书，学问在安南华人中算是拔尖的。

然而当他和江藩初次见面后，立刻就被对方的学识所折服，随后一路上不时请教，直接就是以师礼侍之。

开玩笑，江藩出身江南文萃之地，师承经学大家惠栋，博览群经，见识广博，历史上那是当过洛阳丽正书院院长的人物，能对整个经学的脉络传承和人物予以大义微言，指摘点评。

而像郑怀德这种在安南已经是拔尖的文人，到了江南根本都排不上号。

江藩又问道：“此地来的唐船多么？”

“唐船都是春天乘东北风来，夏日乘南风返回，若是等到秋风一起，那就只能在本地过冬了。

如先生所见，那几条船都是暹罗来的。”

郑怀德解释完又轻叹一声道：“自西山变乱至今，官军和西山贼在藩安镇几度大战，唐船来的愈发稀少，去年只来过一条，今年来了也不到十条。”

别看嘉定城周边虽然地势险要，东有群山为屏障，南有密布的江河湖网，易守难攻；事实上从1777年到1788年的11年时间里，嘉定地区在西山军和阮福映之间数度易手，把一个好好的海贸城镇和鱼米之乡给打的残破不堪。

“阮主年轻有为，虽有坎坷，但矢志不渝，再有止山贤弟这样的贤才辅佐，兴盛可待。”

在得知雷神号到来后，广南王阮福映先是大喜过望，不过随后伯多禄的汇报让他瞬间怒不可遏，拂袖将桌案上的茶杯扫落在地。

“什么？

！

他们想将大越的北方边界退回至大赌咒河？

还要同登和谅山？

！”

别看阮福映目前还只是偏居一隅，可在他的心目中，一旦安南完成统一，那就是一个可以和北方中国分庭抗礼的政权。

作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差不多从北宋时期开始，安南跟其他国家的心态就已经完全不同，具体就表现在“华夷观”上。

李朝也好、岛国也好，他们的“华夷观”都是从明亡之后开始自认小中华。

即便是邪恶的岛国自称“神州”，以东亚代言人自居，那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事。

那场发生在十一世纪下半叶的“熙宁战争”是一个很重要的分节点。

不对等的国力之下，能让北宋军队死伤惨重，战事进展焦灼，使得安南愈发狂傲，南北意识高涨。

南和北是一个相对应的字词，在级别上是等同的。

安南因为全盘复制了中华文化和典章制度，又和北宋基本打平手，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无形之中就把自己定性为了与中国对等的国家。

在他们看来，中华文明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一个是北国的中华，一个是南国的中华，所谓“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分定在天书。”

这种以中国古代的南北朝来看待双方关系的做法，除了可以满足不断提升的民族自尊心，实质也隐含着安南与中国不仅并立而且也同属于一个中华文明的意味。

试问古代中国周边有哪个藩属小国敢说出“残害中国国民，兴师问之，欲相救也”这样干涉宗主国内政的话？

除了后来的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搞出的那个《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

等到了正统的汉人王朝--南宋灭亡，乃至忽必烈讨伐陈朝失败后，安南更以“中国”自视，将自己与中原王朝放在了对等的位置上。

这也是为什么明成祖在讨伐安南灭亡了陈朝后，尽管进行了编户齐民，设置卫所，可当地士人豪强阶层还是拒绝同化，并鼓动百姓造反。

也正是因为这个观念在安南深入人心，所以在另一时空的历史上，阮福映在复国后就试图改国号为“南越”，在他看来，满清已经难称“中国”，他自己才是“中国”。

虽然他那点小九九被嘉庆识破后驳回，而改赐以“越南”之号，但阮朝国内并不使用“越南”，而是自称为“大越南”，之后更是改名为“大南”，与北方宗主国平起平坐之心跃然纸上。

阮福映统一后不以升龙府为都城而选择顺化，其本质上是要与清朝拉开距离，以“帝分南北”来昭示周边各国。

而这种心态自然会使两国关系渐行渐远，最终导致“中法战争”时的阮朝君臣竟然暗地帮助法国，明面上奇葩的表示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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