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分钟的讲述，如同把已经好了的伤疤再次揭开，血淋淋的过往，让这位三十多岁的汉子身心俱疲。

阿妙给鲁寿山喂了些水，他很快就睡着了。

众人见状，纷纷起身，轻手轻脚的出了帐篷。

来到房车外面，丁国峰掏出烟撒了一圈，语带诧异的道：“哎，那个鲁寿山提到的江苏学政刘墉，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赵新叼着烟冷冷一笑：“熟就对了，就是电视剧里的那个刘罗锅。”

“啊？

这特么……那你说纪晓岚怎么不出来帮一下呢？”丁国峰觉得朝廷里总会有好人的，电视剧里不都那么演的么。

赵新扭头凑着刘胜递来的火，点上烟之后才对丁国峰说道：“你中毒太深了。

电视剧里的也能信？

那特么就是个故事而已。

文字狱这种事，哪个汉人大臣敢开口求情？

嫌自己命太长？

乾隆可是分分钟抄家砍头没商量。”

“靠！”丁国峰用一个字做了总结。

此时的赵新他们还不知道，“一柱楼诗案”最后的结局远不止鲁寿山说的。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清廷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等九卿，会审“徐家大逆一案”。

十一月，大学士阿桂、左侍郎和珅等九卿向乾隆议奏：徐述夔之子、孙、兄、弟、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者皆斩，十五岁以下及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付给功臣家为奴，财产入官。

十一月底，乾隆明发上谕，传示天下，此案相关人等处置如下：

徐述夔写诗集，徐怀祖刊刻成书，父子二人属于相继谋逆。

虽然他们都已病故，但仍照大逆凌迟律处理。

具体来说就是挖坟掘墓，将尸骨砍掉首级，悬挂东台县城门处示众。

余骨磨碎成粉，洒于旷野，让后代想祭祀都没地方找尸骨。

有清一代的历史上，康熙朝《明史》案的庄延鑨和《续三字经》案里已故的祝庭诤，都是这个待遇。

徐食田和徐食书兄弟是两名正犯的亲孙子亲儿子，斩首。

其他徐家男性只要年满十六周岁以上的，同样斩首。

徐家十五岁以下男性及所有女眷仆役，发配宁古塔为奴。

家产全部充公，一柱楼被夷为平地。

陆琰，身为布政使陶易的幕僚，乱作批词牌稿，颠倒是非，存心消弥重案，按照纵大逆罪处理，斩首并抄没家产，妻妾子女充为旗奴。

陶易，身为藩司大员，不亲自检查逆书，居然听从幕僚的意见上报两江总督，意欲将控告之人下狱，按照“纵大逆罪”，斩首，家产抄没，妻妾子女充为旗奴。

在所有的人里，这个陶藩司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

他被押送到京城刑部大牢后，曾受到乾隆的自审问，虽然极力辩解，可还是被认定属于有心袒护，收受了徐食田的贿赂。

说他幸运，是因为还没等判决下来他就病死在了狱里。

然而乾隆并不会因此放过他，他的尸体和徐家的人还有幕僚陆琰一起去了菜市口，脑袋还是掉了。

说完了掉脑袋的，接下来再说说那些被流放的。

黄斌，原名毛澄，曾经是栟茶盐场衙门的塾师，此人为徐述夔的《和陶诗》作过跋。

虽然他之后去了陕西给人当幕僚，连姓带名都改了，还考上了举人。

然并卵，一样被缉拿到案。

还算幸运的是，他在那篇获罪的跋文中虽然极力赞扬徐述夔，却也写了“先生生际圣朝”这六个字，最后被革除举人功名，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去了海南岛。

东台知县涂跃龙，接案后不能及时追查，多次推诿江宁书局，坐观重案拖延，几致消弥，行为首鼠两端。

杖一百，发往伊犁服苦役三年。

扬州知府谢启昆，虽然在向藩司的行文中没有偏袒之词，而且能将悖逆的词句逐一标记，但问题是迟延了半个月才禀报上司，属于玩忽职守，因此从宽发落，发往黑龙江漠河军台充军。

捎带说一句，这位谢知府很快就交了议罪银子，因此免于流放。

之后不知道又靠上了谁的关系，最终在嘉庆年间官至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署理广西巡抚。

至于那位图谋徐家田产的原告蔡嘉树，在此案中纯属损人不利己。

在乾隆看来，他和徐述夔是同乡，《一柱楼诗集》多年前就已经成书刊行，他肯定早就知道，却一直不告发，偏偏等到涉及自家田产纠纷才告，属于挟嫌报复。

不过念他是本案首告，取保开释。

此外负责查办此案的时任两江总督高晋、署理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也在上谕中受到了乾隆的斥责。

令朝野震动的还不止于此，那位给《一柱楼诗集》作序的沈德潜虽然已经死了九年，下场更是凄惨。

这位可不是一般人。

如果说后世的野史影视剧里经常把纪晓岚演绎成乾隆的词臣，沈德潜可是实打实的。

此人六十七岁中进士，靠着诗写得好，又兢兢业业的校刊《御制诗集》，仅仅五年就从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升到了正二品的礼部侍郎。

之后他在七十六岁退休回乡，到了八十五岁居然又被加礼部尚书衔，三代加封。

等到了乾隆三十年，已经九十三岁的沈德潜被加封为太子太傅，孙子还被赐了举人功名。

那个时候一提苏州沈老相国，江南无人不知，红的发紫。

然而皇帝这种生物从来都是过河拆桥，翻脸无情。

在乾清宫侍卫和江苏巡抚的监督下，沈德潜的墓碑和祭葬碑文被捣毁，并将碎石移弃他处。

沈德潜生前死后获得的所有官爵及宫衔谥典全部被革除，放于乡贤祠内的牌位也一并撤出。

执行期间沈家子孙全都到场，跪听领旨，并观看捣毁过程。

你以为“一柱楼诗案”就这么结束了？

才没有，这个案子的余波一直延续到了三年后。

乾隆四十六年，有人追查到徐述夔曾经为兴化的一个叫王国栋的人写过序文，结果王国栋被判斩首，其父王仲儒一样被开棺戮尸。

再有就是已经故去十多年的郑板桥。

因为他和王国栋是好友，所以在他那些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的印本、仿刻本、翻刻本的文集里，只要有“王国栋”的名字，都要从刻板上铲掉。

也许有人会问，乾隆为什么会对“一柱楼诗案”的处理如此残酷，就连死人都不放过？

事实上不管是“字贯案”还是“一柱楼诗案”，都是发生在乾隆十六年那场“孙嘉淦伪奏稿案”的延续。

要是再往深里分析，还牵涉到了乾隆朝早期鄂尔泰与张廷玉之间的党争。

乾隆三年，一封据说是由左都御史孙嘉淦上奏的密折开始在京城流传，导致朝中人心惶惶。

其内容主要是弹劾朝中多位重臣，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出任尚书的讷亲、海望，领侍卫大臣常明等等，均在所参之列。

这事乍一听似乎真有那么一回事。

要知道孙嘉淦是三朝元老，历仕康雍乾三代，一向以敢于直言进谏而著名，乾隆继位之初便提拔他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后来更是因为经常参劾官员，尽职尽责，升任刑部尚书。

所以说当时敢于上奏弹劾当朝重臣的，大概除了孙嘉淦，不作第二人之想。

然而乾隆很快就做出反应，他采用明发谕旨的形式，宣示朝野，对流言予以了严厉驳斥，明令对传播者查办严惩。

换言之，这份奏折不是孙嘉淦写的，否则他不会在当年十月升任直隶总督，并在乾隆六年又转任湖广总督。

话说明清时代的皇帝之所以要在正式的公文奏报系统之外，另外单独建立一个信息奏报的秘密渠道，就是为了实现其绝对的专制权力，也就是所谓的“一切废赏刑威，皆自朕出”。

清廷的密折制度发展到雍正时期，运作流程和手段已经非常严密。

京城和各地大臣要将密折装在带锁的特制皮匣内，外面还要上封条。

皮匣的钥匙只有两把，一把在上奏官员手中，一把由皇帝贴身保管，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法开启。

普通的公文要经过通政司交到军机处，然后转呈奏事处；密折则是直送奏事处，由奏事太监送交皇帝。

在这一过程中，除了皇帝和写密折的人，谁也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

皇帝阅看奏折之后，军机处大臣会根据皇帝的口谕草拟命令，然后进呈御览，再经过述旨，以明发或者廷寄的形式发布。

这也就是说，机密性才是保证这套系统有效实施并延续的核心！

如果这封奏折真是孙嘉淦写的，那么乾隆一定会有所批示。

要么惩办被弹劾的，要么惩处弹劾者，不会毫无反应。

毕竟奏稿上的那些人可全都是当朝实权派！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折子的确是孙嘉淦写的，而且真的被泄露了出去，乾隆因此极力否认。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鄂尔泰和张廷玉的党争非常厉害，两派互相倾轧，水火不容。

年轻的乾隆虽然对此厌恶至极，但他继位不久，还没有完全控制朝堂，政务上还离不开前朝的老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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