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之前炮制的那些文章是吹捧国民代表大会，吹捧李长庚，那家报社都乐于发表！

咱们这次来见他的目地不就是想让他松一松因言罪人吗？”

“我梁某人就不信他能只手遮天，老夫在日本大有关系。

国内不能发，我就到国外发去，我就不信天底下没有治得了他的人！”

“即然如些岑某也就不和任公多说了，只是提醒你一下，日本裕仁皇太子就在西安，是李长庚府上的常客，还有李长庚在国外的人脉不是你能想像的。

梁先生在自比一下毒士杨士琦如何。

杨士琦死的惨啊。

死得丢人啊，死在自家儿子与他偷情的小妾手里。

可你不觉得杨士琦死的太巧合了吗？

他怎么就那个时候到家，他儿子与小妾偷情，难道不知道安排个心腹下人放个哨，即便没人放哨，难道杨士琦家里那么多下人见老爷回来就没一个出声的。

杨士琦一死，李长庚就将他那一系人，全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

在想想。

交通系的曹汝霖现在还关在廉政公署的大狱里，交通一系强不强，灰飞烟灭不过一夜之事。”

梁启超听了岑春煊的话，也没了刚才的骨气，越想越是害怕，特别是杨士琦的下场，实在太让人心颤了。

真毒啊！

不但铁案如山，还弄得名声扫地。

哎！

自己刚刚若真是接下顾问委员的位子该有多好。

“云阶贤弟，刚刚老朽孟浪了，咱们还是从长计议才是。”

从长计议——这老东西想得到美。

难怪一辈子成不了事不说，谁和他合作谁死的快，戊戌六君子是这样，蔡锷也是这样，岑某人可没胆子跟你混在一起找死。

岑春煊点点头说道：“是该从长计议，明天春煊就要去广西赴任去了，这长安可就只有卓如兄一人独木啦，诸事还是要以稳妥为要！”

梁启超又怎么能听不出岑春煊话中推托疏远之意，一时心灰也没了谈话的兴趣，在加上错失顾问委员的身份，不免有些自怜起来，默默不语到了他新安的家宅前下车时回头对岑春煊说了句：“梁某这一生，事事无成，从此也在不问世事了！”

岑春煊点了下头，“卓如兄若能安下心来做下国学的学问，将来说不定会另有一翻起色！

委员长很早不就对卓如兄说过中国的才是世界的这个思想吗？

春煊看来委员长不管执政思想怎么转变，都没离开这个中心。”

岑春煊的话似乎又给梁启超点亮了一盏明灯。

国学正是他之所长，而且他又算精通那么点西学，以前鼓吹西学，贬低中学。

如今在来个乾坤颠倒却也不难！

梁启超这个态度的转变，却是转对了李长庚的心思，如今民国再起，又打赢自鸦片战争之后第一场对白人的战争，除了民国这个名字没变之外，官僚体系、军队体系、财政体系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民国刚开始有了焕然一新的局面，正需要从文明上从新找回一丝自信，国学可以说是这种民族自信的根基所在。

李长庚这段时间也一直在思考国学的定义问题，国学一词是随着西学东渐而出现的，国学实际上是一种狭隘而不自信的自我否定，天朝上国何需“国学”这两个字来标榜自己。

从前儒家说自己是儒家还需要标榜上天朝上国四个字不成，这到不是因为儒家学说有多好，而是因为那时候中国很强，儒家的信徒们能把中国治理的很强，自然就是好的学说，好的思想。

以至于中国周围的国家大臣们，也跟着学习儒家思想以些证明自己是会向中国的大臣们一样，把国家治理强盛。

久而久之，当这种思想成为传承成为习惯后，也就成了这个国家选拨官员的一个硬指标，形成了一个涵盖了大半个亚洲的泛中华文明思想圈。

儒学不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

更何况中国不光有儒家，还有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纵横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

想通心思的李长庚拿笔写道：许多民族都有独特的智慧，许多民族都有曾经的辉煌，他们也都会有自己引以为荣的黄金时代。

因此，当他们打开国门，放眼天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不会因精彩纷呈而眼花缭乱，不会因变化万千而张皇失措，也不会因日新月异而妄自菲薄。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根，有自己源远流长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有自己的精神支柱。

我们民族也不例外。

春秋战国，就是我们辉煌的时代；诸子百家，就是我们智慧的结晶；而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华彩乐章！

……最后李长庚大笔一挥在宣纸上写下了八个大字“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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