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现实只不过是一个错觉，虽然这个错觉非常持久。

——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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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这名字是谁起的？

‘指环专案’，我还以为在看《指环王》呢。”大宝说。

“就是个名字而已，方便叙述。”我说，“总比‘猎狐行动’‘飓风行动’什么的要贴近生活吧？

好歹这案子串并的关键也是一枚指环。”

“杜洲失踪的案子总算是也立案了，我觉得我的任务完成了，可以劝曲小蓉回家去等结果了。”大宝说。

“悬。”林涛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是有多烦她啊。

现在案件发展到这个地步，你再怎么赶她走，她也不会走。”

“到底怎么办？”大宝坐在实验台边，双手托着下巴，“她不走我怎么生孩子？

我要生孩子，我要生孩子。”

“你们不是怀上了吗？”韩亮斜靠在墙角，玩着那老旧的诺基亚。

既然被我们发现了，现在韩亮也不再避讳我们，一有空就开始了《贪吃蛇》的挑战。

“那次是个误会。”大宝红着脸说，“不过近期是彻底没机会怀了。”

“我为什么觉得你们的聊天内容这么色情？”郑大姐实在是受不了我们的闲聊，笑着说道，“小羽毛还是个孩子。”

“郑大姐！”陈诗羽嗔了一句。

此时已经是上午八点半了，距离“指环专案”第一次专案会还有半个小时。

我们全部挤在DNA实验室的数据比对室里，一边闲聊，一边看着电脑显示屏上翻滚着的数字。

“反正在省内大库比对未果。”郑大姐说，“要么和第一个死者一样，家属没有录入失踪人员DNA库，要么就不是我们省的。

现在在全国大库里滚数据，慢一点，别着急。”

我一边看手表，一边说：“不着急，不着急。

其实说真的，我还真没有抱多大希望。”

我的话音刚落，只听电脑音箱“叮”的一声，然后发出了连续的报警信号。

我知道，这是疑似比对成功，需要下一步人工确认的信号。

“嘿嘿嘿，奇了怪了真是。”大宝跳了起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你老秦不一直号称‘好的不灵坏的灵’的乌鸦嘴吗？

这回怎么这么争气了？”

连躲在墙角玩手机的韩亮，也跑到了屏幕旁边。

虽然屏幕上的一连串曲线我们并不完全看得懂，但是此时的我知道，奇迹可能要发生了。

果不其然，镇定的郑大姐盯着屏幕看了五分钟，坚定地说：“不会错的，比对上了。”

房间里一片欢呼之声。

“左怜，女，31岁，身份证号××××××××××××××××××，江北省淮江市一伦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大宝眯着眼睛看着屏幕上的失踪人员信息，“哟嗬，这是个年轻女企业家啊。”

“2月8日上午未到单位上班，晚间未归，其丈夫开始寻找。

次日，其丈夫通知左怜的父母，与其父母共同到辖区派出所报案。

经初步调查，未发现左怜的具体去向，故于2月15日提取其父母DNA样本录入失踪人员数据库。”我念完了简要案情，“完了？

这就完了？

这也太简单了吧？”

“没调查出什么所以然来，怎么详细写啊？”郑大姐把数据结果打印出来交给我。

“这人失踪都一个半月了。”我说，“然而死者是近两天死亡的，这样看来，她应该是在某个地方或者就是在龙番市生活了一个半月，然后遇害的。”

“不管怎么说，尸源是找到了！”林涛说，“我们得赶紧告诉专案组，让他们调查死者失踪前的轨迹以及她的背景资料。

我看专案会是要延迟了，得等有了初步结果，才能部署下一步工作吧？”

果真，在我们向专案组通报结果后，专案组决定，先对死者的生平情况进行调查，派了专门的人员赶赴死者居住地进行调查。

待一切调查清楚后，再进行碰头研究。

师父是不可能让我们这几个壮劳力闲着的。

所以在明确了“指环专案”的下一步工作之后，师父指示我们参加一次市政府组织的信访案件听证会。

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对于一些疑难的信访事项，通常会用这种方式来依法公正地去解决。

如果涉及刑事案件，则有可能会让法医参与。

这起案件我们也不算陌生，因为信访人夏末来厅上访过好几次，我们勘查组也接待过。

听证会到了不少领导和当年的办案人员，还有信访人所在行政村的群众，以及信访人雇用的律师。

案件是十三年前的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件，是一个未满十四周岁的小男孩和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发生口角，继而斗殴。

在互相斗殴的过程中，十三岁的男孩用一块石头击打了十六岁男孩的头部，导致十六岁的男孩死亡。

因为十三岁的未成年人并不是刑事责任的主体，所以不承担刑事责任。

在这个男孩家给予对方赔偿之后，男孩被劳动教养三年后释放。

又过了十年，在社会上打拼的男孩积攒了不少财富，这让当年的受害人家里非常不爽，于是旧事重提，开始了信访之路。

夏末自称近年来总是梦见逝去十三年的儿子，说明儿子肯定有冤情，来公安厅上访。

当然，公安厅接访的同志肯定不会那么迷信，于是希望信访人可以提供更详细的诉求。

在律师的指点下，信访人一会儿反映打架当时行为人的母亲也有参与，一会儿指出法医鉴定报告存在失误。

虽然十三年前的办案质量不如现在这么精致，但仅就这起案件来说，还真是挑不出来什么毛病。

所以虽然听证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些辩论，但在后期基本是办案单位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信访人的律师最后指出，法医鉴定照片中，受害人明明是左侧颅骨骨折，鉴定书里却写成了右侧颅骨骨折。

因为调查显示行为人殴打的是受害人的右侧头部，如果真的是左侧颅骨骨折，那么这个案子就存在蹊跷了。

我看了听证会现场展示的照片，受害人确实是右侧颅骨骨折。

但为什么律师一定要声称从照片上看是左侧颅骨骨折呢？

道理很简单。

法医是在锯下受害人颅盖骨后，仅仅对颅盖骨进行拍摄。

如果不是专业人员，不会运用骨缝的生理结构来判断前后的话，还真看不出这个椭圆形的颅盖骨哪边是前面额部，哪边是后面枕部。

不能确定前后，就不能判断左右。

十三年前还是胶卷拍摄，所以在仅有的几张照片中，并没有发现可以让人一目了然确定左右的照片。

好在受害人所住的村庄当年还是土葬区，所以尸体没有火化，而是掩埋。

既然法医不能说服律师，听证会最终的结论就是：由省厅法医会同市局法医组织开棺验尸，明确死者头部损伤位置。

如果原鉴定无误，则停访息诉；如果原鉴定有误，本案推翻原结论，重新侦查。

虽然作为法医的我们，心里很确定原结论无误，但也没有办法，必须要遵照市政府制订的下一步工作计划，开展开棺验尸工作。

在火化基本普及的今天，开棺验尸倒是并不常见。

但是在一些仍然施行土葬的区域，也偶尔会遇见。

我工作十几年来，也曾经碰见一次开棺验尸工作，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去我省西北部的一个县城复核一个信访事项。

尸体是在数月之前埋葬的，需要开棺验尸。

由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开棺后不能将尸体随意拖移，所以只能在原地进行解剖检验。

棺材埋在当事人家田地的中央，而开棺验尸的时间又将近黄昏。

为了能够保证光线的充足，办案单位拉了数百米长的电线，在坟头附近支起了一个临时的矿灯。

那个时候，有些财政状况较差的县的法医装备是没有保障的。

因为嫌一次性解剖服较贵（那个时候其实也就六元每套），局里并没有专门的经费为法医工作提供保障。

所以法医每次解剖，都穿着那脏兮兮的白大褂。

待解剖完毕，法医会把白大褂带回去，自己戴着手套去清洗，清洗完后下次接着使用。

那次开棺验尸，我拿到白大褂时，非常诧异。

二十一世纪了，法医还穿着白大褂去解剖尸体，基本和现在还有人使用传呼机一样稀奇。

稀奇的同时，心里也充满了硌硬。

毕竟是反复使用的衣服，陈旧的血迹还赫然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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