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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1039年3月18日[1]－1112年10月25日[2]），字子由，一字同叔[3]，晚号颍滨遗老。

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北宋文学家、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登进士第，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

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

此后随张方平、文彦博等人历职地方。

宋哲宗即位后，入朝历官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因上书谏事而被落职知汝州，此后连贬数处。

宰相蔡京掌权时，再降朝请大夫，遂以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州。

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去世，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

宋高宗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宋孝宗时追谥“文定”。

苏辙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4]。

其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苏轼称其散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5]其诗力图追步苏轼，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

苏辙亦善书，其书法潇洒自如，工整有序。

著有《栾城集》等行于世。

概述内图片来源：[6]

嘉祐三年（1058年）至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辙随父在开封游历。

十二月，全家抵达江陵，苏辙将舟中创作的诗赋一百篇整理为《南行集》。

[14]

嘉祐五年（1060年），苏辙随父从江陵回到开封，父子三人将途中所作的诗赋（共七十三篇）整理为《南行后集》，苏辙作《南行后集引》。

[14]三月，天章阁待制杨畋奉命调铨（根据考绩迁调）官员，授苏辙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又举他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科举吏治类科目）。

同年，苏辙与苏轼在东京怀远驿读书，准备制科考试。

[15]

科举风波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苏辙参与殿试。

当时仁宗已五十二岁，苏辙想他或许对政事感到疲倦，所以尽力讲政事得失，而对宫禁朝廷之事，议论尤为激切。

策问试卷送上后，苏辙自认为一定被黜落。

覆考官司马光将其置于第三等，初考官胡宿不同意。

司马光与范镇商议后将其置于第四等，三司使蔡襄也力保苏辙。

只有胡宿认为苏辙对仁宗不恭，坚持要求黜落他。

[16]仁宗说：“以直言来得人，而因直言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宰臣不得已，把他列入下等。

不久后，苏辙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

[17]当时苏洵奉命修《礼书》，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判官。

苏辙要求在京城侍养父亲，获朝廷准许。

[18]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苏辙出任大名府推官，不久受命“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

[19]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苏洵在京师逝世，苏辙兄弟自汴河入淮，顺长江回蜀葬父。

次年十月，葬父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

[20]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服丧期结束后，苏辙兄弟一路东游前往京师，于次年抵达。

[21]

熙宁十年（1077年），苏辙改任著作佐郎，又随南京留守张方平任职，为签书应天府（南京）判官。

当时苏轼也外知徐州，兄弟二人在澶濮之间相遇，一同前往徐州，留居一百多天，创作了《逍遥堂会宿》等诗。

[29]

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即乌台诗案），被责授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辙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30]五年不得升调。

元丰五年（1082年），苏辙沿赣水至黄州，与苏轼相聚，一道游览了黄州及其对江的武昌西山。

于次年（1083年）应张梦得邀请创作《黄州快哉亭记》。

[31]

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苏辙被量移为歙州绩溪县令。

[32-33]

返朝任职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

五月，苏辙卧病，至秋痊愈。

八月，因旧党当政，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回。

[34]

元祐元年（1086年），苏辙至京师，任右司谏。

当时太皇太后高氏（高滔滔）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为相，想废除新法，而支持新法的宰相蔡确、韩缜及枢密使章惇都被苏辙弹劾去职。

大臣吕惠卿以攀附王安石而受重用，后又竭力排挤、陷害王安石，受世人憎恨。

到新党被清算时，他自知难逃责罚，请求外授宫观官以逃避贬官流放之罪。

苏辙连上三疏把他的奸恶加以揭露，最终使吕惠卿以散官安置建州。

[35]

司马光因王安石免疫法之害，想恢复差役法，却不知差役法之害相当于免疫法。

苏辙说：“自从废除差役法几乎二十年，官吏百姓都未习惯。

何况役法关系众多事务，盘根错节十分复杂，实行得慢些，方能审慎详尽。

如果不深究事情的始终，轻易地立即推行，恐怕实行之后，又产生各种弊端。

现在州县的免役钱，照例有累积剩余，大约够用几年，暂且依旧雇役，到今年为止。

催促监督有关官员审议差役法，趁今冬成为法令，来年再行差役法。

要使既实行之后，不再有人议论，那就进退都有利了。”[36]司马光又因王安石设《诗经》、《尚书新义》来考取天下士人，想改变科举，另立新的条例。

苏辙说：“进士来年秋天考试，没有多少日子了，而议论不及时决定。

诗赋虽然是小技，但要讲究声律，用的功夫不浅。

至于治经书，诵读和讲解，尤其不是轻易的事。

总之，来年都还不能实行。

请求来年的考试，一切还照旧，惟有经书的释义兼取注疏及各家议论，或提出应举者自己的见解，不专用王安石的学说。

并罢去对律令释义的考试，使应举的人知道有定论，一心一意做学问，以待选拔考试，然后慢慢地议论元祐五年以后科举的条例，也不算晚。”但司马光都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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