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要解决钱不够花的问题，当然不能不要求新法。

这就是他祖宗不足法，你们别西周那样干等着老百姓自觉了，行不通的！

于是他就就建立条例司，颁布新法，让后选拔官员推行新法。

天变不足惧，这个观点就更深远了，天变一般理解是上天示警，但是上天示警也太多了，宋史的五行志记载的天灾多如牛毛，如果每来一个都惧一次，吃饭睡觉的功夫都没有了。

而正常的理解是，天象异常当政者就要检讨自己的作为，改邪归正，而不是用天变来机械对照自己的行动，尤其是不能把天象变化理解为对自己的指引，让自己如何行动。

作为王安石他的改变旧法就是适合天意，那些天变自己没有什么好畏惧的，而且宋朝版图阔大，哪里都有可能发生天变，太多了，不用管它，所以就是天变不足惧了。

还有人言不足恤，正常的情况下，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就当忧虑，自己是不是错了，可是反对变法的人言，就不用了，因为这早就在预料之中了，甚至还觉得比预料的少多了，所以没有什么可忧虑的。

由此可知，王安石的三不并没有问题。

三不没有问题，并非他的变法就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为什么变法，变法要解决什么问题？

如果那个要解决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那么，他这个问题从开始就有问题。

王安石的变法是解决钱不够花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本身来说，可以有两种办法，一个是治标，一个是治本，治本就是开源，治标就是增加税收，也就是增加税收比例。

王安石采取的是治标的办法，也就是最粗暴的方法，最容易引起矛盾激化的方法。

当然这两种方法都是只在一个方向上努力，更好的方法应该在减少开始上，但是冗员不能去掉，减少他们的俸禄？

不是活腻歪了，还是别碰这个东西。

所以给王安石剩下的出路，只有增加税收，这就是变法的先天不足，给社会带去潜在的矛盾，而且他也不知道民众的承受红线在那里，这也就是说试图解决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紧迫的问题，抱着一个炸药捅接近火焰。

如果王安石对这个问题认识很清楚，他也许就不是那么积极地给哲宗出谋划策了，三不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当挡箭牌了。

而且这样也不见得对宋朝的长远发展不利，毕竟从宏阁角度，税收增加的多民间财富就少，那些说税收多就富有的观点实际不懂经济。

而财富被那些昏君奸臣花掉的效果和藏富于民比叫就更是弊大于利了。

所以王安石变法无论成功与否都是很值得商榷的。

那些守旧派不好绝顶聪明之人是看出问题的，但是他们没有那个眼光看出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包括后来的王夫之，只能斥之为奸佞，这个名词变法派斥之守旧派更响亮，还有元祐党籍名单，最多的那个有三百多人。

让两派这么一闹，宋朝满朝没有别的，都是奸佞，外加一个比奸佞更糟糕的皇上，他本来有当裁判的职能和能力，却比任何一派的人都积极站队，堪称宋代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特殊存在，你说该有多乱，乱到将真正的对手都给忘掉了，让辽国金国趁虚而入。

如此可见，光是解决赋税问题，就要综合考虑，逐一解决，然后有人协调，才能解决问题。

大概步骤是这样：第一步解决三冗问题，最后落实到减少或者完全去掉冗费。

解决了这个步骤以后，才重新评估，是不是还需要增加财政来源，如果还需要，采取第二步，增加生产，比如说需要二十万，这个可以在现有一百万税源的基础征税百分之二十，也可以另行增加一百万税源，依然可以保持原来的百分之二十税率而不是提高到百分之四十。

下一步就是如何收取二十万税收，均平税负是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有人多有人少，这是一个出问题的巨大危险，另外就是保证经手人别中饱私囊，这些都做到，或许能保证改制成功。

而从历史上看，王安石根本就没有做到第一步和最后一步，所以可以说他的变法不是好法，哪怕中间步骤有可取之处。

至于后来的继续新法，多半只是利用其名义，而实际上贪图它最坏部分的好处。

第三个原则，对宋代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不能脱离时代的局限，比如对岳飞，我们当然可以不赞同的他对高宗的愚忠，但是不能说他愚忠不对，而且也不能忽略他不愚忠的后果。

比如他如果当时就扯旗造反，估计即使他的岳家军也不会无条件跟着他走，因为他们都是在忠君报国思想下聚集的。

如果他暗中来，一旦泄露就再也不可挽回，而且招致朝廷全力镇压，后果还是生灵涂炭，和岳飞的一贯思想完全对立。

因此，从情理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这就超出了时代背景硬性给他转移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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