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换一个高明的指挥官来，他们肯定不会总是打败仗的。

在这种抵触情绪的支配下，辽东军闹饷、***之类的斗争，层出不穷。

动静最大的一次，就是将毕自肃都囚禁起来了。

这一次，他们决定抛弃上头，自己单独干。

在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确趁着战场的混乱，杀了一些鞑子。

但是，随着努尔哈赤亲自到了广宁，随着鞑子加强对广宁周边的控制，他们的活动区域就越来越狭窄了，死在鞑子骑射手箭下的越来越多。

偏偏这个时候，辽东的明军，拒绝对他们施加援手，听凭他们被鞑子屠戮，甚至拒绝他们重新归队，担心因此引来鞑子的奸细。

最终，除了罗冠阳等人，其他人基本上都被消灭了。

就算有活着的，应该也是下落不明了。

“唉！”

张准听了罗冠阳的讲述，也只有微微苦笑一声。

在辽东的问题上，明国朝廷，的确是错误百出，做得很不够意思的。

其实，辽东的汉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抗争，只是他们得不到有力的援助，最终才被鞑子***下去的。

要是明国朝廷积极一点，给予的支援大力一点，鞑子想完全的控制辽东，还是比较困难的。

根据张准的认知，辽东汉民的抗争，从很早就开始了。

天命六年（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鞑子进驻辽东以后，掠民为奴，加深了辽民的苦难。

辽东军民一向勇于斗争，对鞑子当然是更加痛恨，因此尽管后金国汗、贝勒实行抗拒者杀、家口为奴的高压政策，滥施屠掠，血腥***，辽东军民仍然挺身而起，英勇反抗。

就在辽阳失陷后金兵据城的恶劣处境下，城民也未俯首帖耳甘做顺民，而是针对后金贪婪好掠的传统恶习，“放火焚家，锅、瓮、窗纸，尽皆毁坏”，以示***。

辽东军民和满族阿哈采取的斗争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逃亡、起义为主。

鞑子入辽初期，虽然各城明朝官将多已降顺，但广大辽民却高举义旗，英勇反抗。

金国汗遣降将陈尧道为宽奠参将，同守备郭彦光、吕端招降四卫，行至镇江，古河屯民陈大等人，“不受伪命”，刺杀陈尧道三贼，“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

马虎山民任九，钖头山民金国用，马头山崔天、泰卓山、王恩绍等，“及东山矿徒”，“不肯降奴，各聚众以待大兵（明兵）”。

盖州生员李遇春及其弟李光春等，“聚矿徒二千余人以守，奴使六人降之，遇春杀五人，其一人逸”。

《明熹宗实录》卷十一，清朝官修的《明史》卷二百五十九也载称：“时金、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多结砦自固，以待官军。”

此后，镇江兵民起义，擒捉驻城游击佟养真父子，金兵往剿，“屯民结聚铁山拒之，奴仰攻，被伤三四千人”。

广宁附近山区居民三万余人坚守山寨，拒不降金，复州民集议反金，约请明兵来援。

各地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开展。

逃亡，是辽东汉满人民采取的又一主要斗争方式，被掠为俘沦为阿哈的汉人，痛恨金兵的***掳掠，纷纷大批逃走。

他们有的逃入朝鲜，待机返明。

天命六年五月，“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

七月，镇江民又有三万余人渡江，逃入朝鲜。

努尔哈赤为此于七月致书威胁朝鲜国王说，“据闻我所获得之辽东之民，多有逃往尔国者”《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四。

，务须送还，否则将结仇怨，于朝不利。

逃往沿海岛屿及渡海入山东的，也很多。

天命六年五月，仅山东登州、莱州，就接渡辽左金、复、海、盖四卫官民男妇三万四千余名。

毛文龙据皮岛，辽“民多逃岛中”，众达十余万。

其他长鹿、石门等岛，也有大量逃民。

进入关内的兵民更多，天命七年（1622），已多达两百八十余万人。

此后，逃者仍然络绎不绝。

比如，以天命八年为例，这一年里，沙安峪等四村民众三千人，向明境逃去，清河、岫岩和河，都发生了大批逃亡的事件，复州城民一万八千余丁，欲尽数逃入明境。

辽东军民还采取了投放毒药等方式进行斗争。

不少汉民投放毒药于井水，以药饲养牲畜，放毒于食品中，以图毒死汗、贝勒和八旗官兵。

后金刚打下辽阳不久，五月二十六日，便“发觉明人于汗都之各井，投放毒药”。

二十八日，努尔哈赤到海州巡察，坐下吃饭，又发现八名汉人向井中投毒。

努尔哈赤不得不多次下达汗谕，告诫八旗官兵谨慎小心，明确指出，有人投毒于水，在盐中放药，以药养猪出售，谕令官兵不要在买猪当日宰杀，须过几天药毒散尽以后，才能宰食。

用水用盐，都要格外小心，仔细检视，对于买来的葱、瓜、茄子，以及鸡、鸭、鹅等，也要谨慎察看，防止中毒。

他还下达严谕，命令店铺主人，必须将店主姓名刻于石木上，立在店前，违令不办者，治以重罪。

又禁革沿街流动售卖的小摊贩，因为这些人常用毒药谋害八旗官兵。

堂堂一国之主，竟要下达这样的谕旨，历史上是很少有的，可见汉民以投毒来进行斗争的行为，是十分频繁的，已经对后金统治者造成相当严重的威胁。

汉民还使用了其他方式，反抗后金统治，有的私藏兵器，违令不交，为起义作准备；有的藐视汗谕，收留“逃人”，清点人丁时又隐瞒不报，对抗搜捕逃人的严令；有的打死为非作歹的八旗官将，惩治欺压人民的暴徒；有的还张贴书文，斥责努尔哈赤是“说尧舜之话，而心是桀纣之心”。

《满文老档》载录了两条辽东人民反抗斗争的总结性材料，一条是着重讲逃亡的问题。

天命九年（1624）正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下令大杀“无谷之人”时，曾怒气冲冲地说：“应以无谷之人为仇敌”，因为，“盗牛马而杀者，火焚积谷及村中房宅者，皆系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也。”《满文老档》编写者解释说：“得辽东后，汉人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而不勤力耕田，故发怒而言也。”

这是得辽东以后第四个年头时的局面，不管汗、贝勒如何巧言劝诱和严格控制残酷***，包衣阿哈和一般汉民，就是不定居，就是要逃走，逃，逃，逃，不断地逃，大批地逃，根本无法控制。

第二年即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列举辽民武装反抗事例说：我等得辽东之后，不杀尔等，不变动住宅耕田，不侵犯家中谷物而养之。

如斯育养，不从。

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

马前寨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

镇江之人，捕我任用之佟游击，送与明国而叛。

长山岛之人，捕我所遣之使，送往广宁。

双山之人，约期带来彼方（指明朝）之兵，杀我之人。

岫岩之人叛行，为魏秀才告发。

复州之人叛，约期带来明国之船。

平顶山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

不念我养育之恩，仍向明国，故杀有罪地方之人。

若念无罪地方之人，仍居其地，恐乱将不绝，因而移之，带来于北方。

带来之后，住宅田谷，悉皆给与而养之。

虽如此育养，仍放入奸细，受其劄付，叛逃而行者不绝。

今年，川城之人，耀州之人，以被令带其户来，遣人往明国，约期率兵前来。

彰义站之人，以明兵来时将棒打女真，而准备棍棒。

又鞍山、海州、金州、首山，其周围各堡之人，皆放入奸细，约期引兵前来携之而去。

这次汗谕，清楚地表明了辽东军民武装斗争的普遍性和连续性，从全军进驻辽东开始，斗争就风起云涌，连续不断，迅速扩展，遍及后金整个辖区。

尽管斗争十分残酷，满汉人民付出了很大代价，成千上万的起义逃亡者，惨遭***，妻儿为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但是鲜血没有白流，满汉人民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辽民大批逃亡，武装反抗，形成了“叛、逃甚多，乱”的局面，使得后金国中，城乡不宁，境内混乱，严重地影响了财力、物力和人力，威胁到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这也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推行“各守旧业”和“计丁授田”的新政策。

到皇太极登基以后，实行比较缓和的政策，放松了对汉人的高压，提拔了部分汉人为上层，同时采取多项的政策，给予汉民一定的权利，禁止鞑子随意的杀人。

加上大金国的实力越来越强，明军的实力越来越弱，辽东汉民的反抗，才逐渐的从公开转为地下。

既然说是地下，就是说还没有停止的。

“罗冠阳，你说，现在的汉民，还有没有胆量起来反抗鞑子？”

张准忽然期待的问道。

“很难，他们都被鞑子杀怕了。

没有外人的接应，他们起来反抗，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啊！”

罗冠阳有点遗憾的说道。

“要是有外人的接应呢？”

张准目光熠熠的说道。

“那得看是什么情况。

我估计，还是比较难。

这次皇太极南略，大获全胜，掠夺回去的人口和物资，一定很多。

大金国的实力，进一步增强，而我们明国的实力，却是进一步削弱，两相对比，起来反抗，风险还是太大了。”

罗冠阳皱皱眉头，谨慎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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