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相差无几，又是近身肉搏战，想要在战斗中只斩杀敌人而自己不受损失，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秦国这种变法，这种军功制度，彻底打破了往日的世卿制度，从此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制度，不同于旧的份地制。

旧制度以”份地”的形式来酬答服兵役者；新制度以”爵禄”的形式来酬答服兵役者。

因而”爵禄”制较之”份地”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能激起广大官兵对爵禄、田宅和税邑、隶臣等物质利益的巨大贪欲，从而起到增强军队战斗力的作用。

事实上，由于军功爵制的实行，列国也都程度不同地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

魏国实行军功爵制最早，所以战国初魏国以武力称雄一时；楚国自吴起变法，实行军功爵制以后，数年之间便”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国势大张。

秦国的军功爵制最完善、最合理，所以秦国的军队战斗力最强。

据《荀子#8226；议兵篇》，齐国的技击之士冒死战斗，所得赏金不过八两，再无赏赐，具有雇佣兵性质，所以战斗力有限。

魏国的武卒”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享受免税免徭役的优待，一旦身衰力竭，优待条件并不改变，所以不但军队更新不易，而且优待众多士卒会造成国库空虚。

受优待的士卒如果战死则会影响自身的利益，因此战斗力不强，是”危国之兵”。

只有秦国将士有功既赏爵位，又益田宅、庶子，可以成为军功地主。

如果不断立功，还可以不断受赏，直至获得高官厚禄，所以能”最为众强长久”，”四世有胜”。

军功爵制与旧的”爵禄”制度也有本质上的不同。

据《孟子#8226；万章下》说，周代的”班爵禄”制度分为两级：天子所班是”公、侯、伯、子、男”，诸侯所班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这种”爵禄”制度实质上是分封制的一个内容。

虽然在诸侯和卿大夫有功时，天子和诸侯也有因功行赏的”分职、授政、任功”等赏赐形式，但在这种爵禄制度中始终贯彻一条”亲亲尊尊”的原则。

这就使得军功不可能完全与爵禄统一起来，而且依军功班爵禄的范围也十分有限，只能在少数奴隶主贵族中进行，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所赐爵禄的世袭。

换句话说，这种因军功或事功而获得的采邑爵禄最终仍表现为卿大夫的”世卿世禄”制度。

但是，在新的军功爵制中，”亲亲尊尊”的原则已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原则所取代。

在量功录入时坚持以”功”为主要标准，是”见功而行赏，因能而授官”。

在新的军功爵制下，即使贵如赵国的长安君，”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也要再立新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

由于军功爵在原则上排斥血缘宗法关系，所以赏赐的范围远较以前扩大了，不再局限于少数奴隶主贵族，所有参战的将吏、士卒，只要立有军功，都在赏功酬劳之列。

军功爵制的爵秩也由原来的”卿、大夫、士”等少数级制扩大到自”公士、上造”直到”关内侯”、”彻侯”等二十余级。

如果说春秋以前的爵禄制度是一种贵族制度，那么战国时的军功爵制则为庶民入仕提供了方便条件。

《盐铁论#8226；险固》篇说：”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正道出了春秋、战国两个历史时期爵禄制度的根本不同。

新的军功爵制造就了一批爵禄及身而止，不再传给子孙的新官僚和一批军功地主，所以它不但是新的封建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又是新的封建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战国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将、相，大多已不是出身于旧贵族，而是出身于微贱者了。

如著名军事家孙膑是刑徒，吴起是游仕；名将白起、王翦是平民，赵奢是田部吏；名相蔺相如是宦者舍人，李斯是郡小吏。

其他如苏秦、张仪、陈轸、范雎、蔡泽等，不是鄙人，就是贫人，从而开了秦汉以后的”布衣将相之局”。

这种制度自秦国后就一直延续了下来，如唐朝是诸将三日巡本部吏士营幕，阅其食饮粗精，均劳逸，恤疾苦，视医药。

有死即上陈，以礼祭葬，优给家室。

有死于行阵，同火收其尸，及因敌伤致毙，并本将校具陈其状，亦以礼祭葬吊赠。

如但为敌所损，即随轻重优赏。

有纠告违教令者，比常赏倍之。

有告得与敌通情者，其家妻妾、仆马、资产悉以赏之。

有纠告主者欺隐，应所给比常赏倍之。

搴旗斩将，陷阵摧锋，上赏。

破敌所得资物、仆马等，并给战士。

每收阵之后，裨将，虞候辈收敛，对总帅均分。

与敌斗，旗头被伤，救得者重赏。

……

破敌，先虏掠者，斩之。

入敌境同。

凡隐欺破虏所收获，及吏士身死，有隐欺其资物，并违令不收恤者，斩之。

--《卫公兵法》，引自《通典》。

诸拾得阑遗物，当日送纳虞候者，五分赏一。

如缘军须者，不在分赏之限。

三日内不送纳官者，后殿见而不收者，收而不申军司者，并重罪。

三日外者，斩。

诸有人拾得阑物，隐不送虞候，旁人能纠告者，赏物二十段。

知而不纠告者，杖六十。

其隐物人斩。

诸有功合赏，不得逾时；有罪合罚，限三日内。

--《卫公兵法》，引自《通典》。

到了宋朝后，虽多有变化，但实质上没什么变化，如西夏军律可分为赏赐律与罚罪律两大门类，如赏赐上，关于立大功奇功的标准。

其律令规定凡能“挫敌军锋”，大败敌军，俘获人、马、甲、胄、旗、鼓、金1500件以上者，才算立了大功奇功，得到一份相当丰厚的赏赐。

反之，凡是俘获数量在1500件以下者只能算立了一般军功，按照其“[俘获]、[的]物品

、数量领取官赏。

（二）对军官如何论功行赏。

有两种情况：其一，在战斗中，人、马、甲、胄、旗、鼓、金各有得失时，原则上可以互相抵销。

“将军等行进到敌地域中去，……（与敌）战斗时不能相挫败，兵马各自撤退时，得失人、马、甲、胄、旗、鼓、金等者，功罪可相抵”；若得超过失，可以得赏，但必须超过“一百种以上”方能领取。

反之，“[若]功超[过][罪]一百种以下到一百种的，勿得功”（第二篇第2条），即不能论功行赏。

当失多于得时，一般来说，要受到应有的处罚。

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即将军经过殊死战（斗），或能深入敌境，尽管得不偿失，仍可以按其俘获之物的种类及数量计功给赏。

其二，当正副将军并肩战斗，若能既挫敌军锋，又能俘获敌之人、马、甲、胄、旗、鼓、金，两功相等时，“当取最高那种”，即按赏赐最多的那项领赏，不能两赏俱得。

但如果将军亲手杀死敌人，“则获前功外，上述杀敌功亦可得”，即两赏可同时领取。

明朝的风格多延续宋代，我们从戚继光的兵法记录上可以看出，如法云：“射人先射马，马仆贼自败。”往时只因爱他马，要得活获，故难取胜。

你们看贼马头有三尺，人在马头高又五尺，我步兵冲在马头，尚有马头、马前足相隔，贼刀三尺，岂能到我身上，我只将众军联作墙般一堵，密密一字向前，用我长刀大棒，砍打马头马腿，马伤跌倒，此时贼被跌落，身方未转，就用大棍劈头打下，无有不死者。

你杀得贼败，首级每颗赏银五十两，盔甲衣杖，那件不是便宜，何必要马，况一贼有数马，我欲杀者，贼身下所骑一马也，大势一败，以后马匹，那个不是你的，若临阵不先砍贼马，与牵取贼马者，俱斩首。

千、把总以下故纵，同罪。

砍伤马匹，战毕即如营前烧熟代饭。

生存好马，俱与冲锋之人，以十匹为率，只抽一马与收马者，余皆均散。

自来北军临阵，专好争功，杀倒一贼，三、五十人互相争夺，却将败贼亡了追杀，每每致贼以数人为饵，诱你上前都去争功，他却大众一拥杀来，一个首级又不得，不知倒被他杀了多少。

乘众少却，将营盘冲破，全军没了，迷而不悟。

其故何也？

此乃将官平日无严制，教场内不曾千言万语说得明白，临时又不曾杀了几个违令的，以此养成夙弊，再不知改。

今日比前不同，若杀倒首级、马匹，都不必管他，杀手只管杀向前去。

我自另定一班人，割首级，收马匹，但以杀退贼为主，即将级银先赏冲锋，首级以十颗为率，冲锋者六颗，铳手二颗，割首级与扎营者一颗，俱系阵前回营均分。

倘若临阵争首级者，首级入官，所争之人理亏者斩首，各官旗、队、百总一体连坐，把总各以分数坐罪。

可以看出，明朝的军功制度还是延续了秦朝定下的规矩，只不过是细节上稍有改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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