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界，王学谦是一个有点神秘色彩的人，他不喜欢那种奢华的宴会，也不会过多的抛头露面，说些惊艳的场面话，甚至公开露面的次数也不是太多。

就他的属下来说，王学谦是一个让人头痛的上司。

‘头痛’的原因很多，他喜欢一次交代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的工作，然后让各个部门领会精神，做到符合预期的效果。

当然，这样的管理在民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民国官场延续了大清王朝的拖沓效率，大部分官员在满足自己的私欲之后，更多的是得过且过的心态。

但是在浙江，这种心态的官员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王学谦不经常上班，也很少来办公室，但是他却总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候盯着一些部门，在错误还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挑破脓包。

抽查制度。

末尾淘汰制。

一把手责任制。

绩效考核制度。

……

不仅如此，更令人发指的还有流动小红旗，个人模范，集体模范……浙江的官员们感觉被玩坏了一样，一个个都蔫不拉几的。

当然这些都是滥竽充数的官员，本身靠着关系在进入了官场。

但年轻人，没有关系，出身一般的年轻人们，对于这些政策都非常认同。

甚至干劲十足，原因就是，任何一样政策，都和升职加薪联系起来。

末位淘汰制可以让考核最差的那个人失去公职，也可以让一个临时工成为科员，甚至是官员，只要表现突出。

大部分没有升职希望的人，看到了升职的康庄大道。

所以，虽然中层官员有所不满，但他们的不满，完全被手下激情澎湃的工作热情给淹没了。

甚至多数官员产生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危机感。

一旦要是消极抵抗，他的副手，秘书。

手下的职员，都有可能顶替他的职位，并做的更好。

荣誉感，紧迫感。

无疑给浙江的官场打了一阵强心剂。

但这还远远不够，任何制度没有一个监督机制，将无疑成为一张废纸，一个所有人都不在乎的条文。

掌管这一切的是王学谦的族兄，王学礼。

说起王学礼。

戴笠最有发言权。

不过他的这位潜在的竞争对手在明面上的职务要比他光鲜亮丽的多，纪律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当然是王学谦兼任。

不像是戴笠，明面上是警察厅的副厅长，可实际上手下的力量都充斥在各地打探消息，说好听点是刺探敌情，说难听点就是特务头子。

不过在民国，特务这个词并非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

很多军队之中就有特务营，一般是师一级军队的标配。

这支特殊的部队很少会担任正面进攻或者防御的任务，更多的是侦查、刺探敌情等等任务。

当然特务营的编制也不是一定的，有时候会看情况而定。

有些军官好大喜功，喜欢用警卫营代替特务营的作用。

而有些军队干脆不设立特务营，但执行侦查等任务的分配的时候，还是选择特定的营连级部队，其实作用还是一样的。

戴笠是特务头子，王学礼也是特务头子。

让特务头子去稽查大部分官员的行为操守，虽说有些过头，但乱世用重典。

就民国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敌对阵营的人要防止；中间派也要防范；连自己人的队伍中，也不得不让人担忧，队伍纯洁问题。

就比方说‘国党’。

这个党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非常迷茫，一方面没有对手，让孙大先生失去了方向。

以前有满清，有袁世凯的时候，作为在野党，坚定不移的反对派、改革派和始终不移的革命派。

收拢了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

可‘国党’在同盟会时期就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思想教育。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导致‘国党’多次分裂最重要的原因。

孙大先生和章太炎之间的矛盾，之后又和黄兴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关键就是思想无法统一，从外面看，这是一个光鲜圆润的宝贝，掰开一看，一股子的腥臭味。

什么人都有，什么龌龊事都干。

仅仅从革命手段上，就五花八门，有的支持暗杀革命的，有的宣传军队革命的，有的认为只有呼唤民众才是革命最迫切的任务……

想法太多，谁也不让的时候，就出现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

再加上加入‘国党’太容易，鱼龙混杂，免不了会有一些野心家趁虚而入。

当年的陶成章就是被老蒋亲自下手暗杀的，而原因就是作为同僚的陈其美觉得陶成章太过碍眼，处处和他作对。

当时的老蒋，是沪军都督旗下的团长身份，而陶成章是浙江督军。

两人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就身份来说，老蒋当时在‘国党’之内，最多也就是一个撑场面的帮众而已，陶成章的身份却是‘国党’真正的大员，他的死，直接导致了浙江从‘国党’的控制之中脱离，匆忙上台的蒋尊簋无法服众，加上在燕京的时候被袁世凯扣押。

最终，浙江的控制权落入了袁世凯的手中。

不得不说，自己人的背叛，甚至是争权夺利，在民国是最可怕的。

因为对于敌人，暗杀也就是极限了，但是自己人就不一样了，栽赃，陷害，暗杀，无所不用其极。

‘国党’如此，北洋军政府其实也差不多。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王学谦还真的不敢轻视队伍建设，肃清部分别有用心的人。

内奸，可不是在脸上有字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不过王学谦天生是个慵懒的家伙，对于工作的重视，往往让他的下属感觉绝望。

一个礼拜抽出一天的时间，签署文件，大部分‘重要’的文件被他质疑之后，抱歉，再等一个礼拜吧。

因为在王学谦看来，除了救灾这种刻不容缓的紧急事务需要第一时间处理之外，其他都没有太重要的事。

浙江的金融体系控制在他的手中，甚至民国的大半金融体系都受到他的控制。

奸商翻不起浪来。

在农业为主体的经济之中，少量的工业还无法撬动传统经济模式。

而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之中，商人的囤积居奇，也是官员最头痛的问题了。

一旦奸商被震慑了。

基本上境内也就太平无事了。

所以，王学谦有足够的理由，劳逸结合的休息。

说他无为而治也好，说他消极怠工也罢。

反正浙江的税收蒸蒸日上，加上持续发行债券。

募集基础建设的资金，至少3年内，工业的显著效果还改变不了整体的经济环境。

等到那个时候，他就该为浙江工业品的输出而头痛了，现在，还早着呢。

熟悉王学谦作息的人，很快就发现，最近的王学谦似乎勤快多了。

基本上每天就会到政府大楼，然后去警备司令部，警觉的人嗅到了一丝不一样的味道。

可能要打仗了。

在民国的官员之中，战争动员几乎不需要特别的开会传达精神。

因为每个官员都很熟，浙江境内的战争算是少的了，但至少每三年一次的概率发生着，官员们多少有些习以为常了。

不过对于一些看王学谦不顺眼的人，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胜了，自然皆大欢喜，就算是有人天天盼着浙军打败仗，也不会表达出来。

但一旦失败了，浙江的固有的体系将彻底的改变。

弄不好，王学谦下台也是可能的。

等着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失意人’们天天盼着王学谦给财政厅下达增税的文件，好感受到一点紧迫感，更多的是让他们的希望变得更加的殷实一些。

可让人失望的是。

王学谦的督军府压根就没有好下达要增税的通知。

不增税，怎么打仗？

而对外的宣传之中，也决口不提动用军队的情况。

在湖州和嘉善的军队是不能动的，金华的第二师，还有拱卫杭州的第一师也不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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