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7章 统一,再统一,宋教仁(2/2)
我觉得同盟会在这一点上显得过于幼稚,几乎每一个人都很清楚,我所率领的东北军可以完整的控制整个国家的军事力量。
还不至于使各省的军事武装相互分裂。
如果中国的军事武装继续分裂下去,我们就不可能很好的应对外国的侵略,甲午战争的失败正是此一点真实写照。
我和蔡元培等位先生的共识是军队首先皇室化,以效忠皇室为基础,逐步在几十年的时间中缓慢而稳健的过渡到接受民选政府的统管,由此成为真正的国家和国民的武装,而非个人、家族和政党的武装。”
宋教仁看了看蔡元培。
这才和宋彪答道:“我也觉得这样是更为稳健的。”
宋彪则道:“我们必须看到现在有一部分人,即便明白这里面的道理,也依然想要维持自己的武装力量。
宁损国家和民族,也要利己。
比如说赵尔巽兄弟在云贵四川,其他的地方就算了。
云南这个地方四面征战,面临着英法等国的吞噬,只靠一省之力去抗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考虑英国对**传统的贪婪**,我也必须在**部署一支真正最为精锐的山地步兵师。
赵尔巽仗着云贵远离京师,联合地方势力把持军政,这种分裂趋势一旦被英法利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便英国正式要求我承认**和云南**。
我在一时之间也难以派兵增援。
**是中国绝大多数水源之源头,挡着外国从西侧入侵和威胁我国,此地不能丢,云南则是西南进入我国内陆地区的重要屏障,更不能丢。
退一万步说,就算没有任何价值,它只要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哪怕只有一寸之土,我们也不能放弃。
我是愈发觉得外国之强和贪婪,愈发为之紧张。
愈发想要尽快光复我国和中华民族,整顿全**力与欧美各国抗衡,更要和日俄雪耻,夺回台湾和远东失去的疆域。
现在的问题就是国内一部分人明明知道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为了私利却宁愿不让我做到这些事。”
蔡元培忍不住感叹道:“陛下,国家积难,内外贼生,真是苦不堪言,如今只能是强行进攻,以强行之暴力结束目前的混乱,唯有保持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国家,我们才有继续推行光复革命之基础啊。”
宋教仁也只能答道:“陛下和蔡先生说的都很对,我对此也深感遗憾和抱歉,因为纠葛与共和光复之争,现在这种部分地区的分裂局面也是我们同盟会造成的。”
宋彪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还好我和光复会同仁在过去的五年中准备的非常充分,目前也有能力保持全国的统一。
现在,我希望同盟会在承认全国统一和君主立宪体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政党,参与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中去,集合全国革命志士的力量共同建设新中国。
如果同盟会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且在两广的选举中获胜,那完全可以继续在两广按照宪法组织地方政府,条件是军队必须接受中央陆军的整编和管辖,我就不会继续从湖南向两广进军。
这样的情况对我们双方都是最好的,因为我就能腾出兵力从汉中进入四川、云贵,将骑兵派去陕甘宁,保留一部分军力在内外蒙,防止外**立。”
到这里,他又补充道:“你们都觉得我是沙俄支持的,这大概是反我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我们东北军对沙俄的防备心理是极强的,现在,俄国已经在暗中支持外**立,我前几天刚和俄国陆军部大臣交涉此事,如果外**立,我必须派兵深入大漠。
假如这个时候,同盟会继续在南方和我搞破坏,那我很可能前功尽弃,而外蒙也将**,国内又是一片混乱。
所以,同盟会真的不能再折腾,为了夺取政权而不惜充当搅屎棍的作用,以前是为了中国富强而努力,现在继续折腾,那就是纯属为了夺权而搞破坏了。”
宋教仁点头承认,道:“您说的极是,我现在也是深有同感。
同盟会内部会党力量和地方势力极大,特别是近期扩会之后,成员复杂。
此时此刻,我们已经不能任由野心家为了自己的目标而破坏国家的稳定和团结,故此,我才请求和您见面,共商国策。”
宋彪知道宋教仁指的是谁。
宋教仁和之间的矛盾实际在成立同盟会之后就已经存在了,在1907年至1909年之间的两次倒孙潮中,宋教仁都是主要的参与者之一,他曾经在同盟会内部说过,“像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到目的,那是怎样都不可能的”。
宋彪不是反感和批评孙先生,但任何人都有缺点,而孙先生之缺点确实是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化目标,而无视现实的残酷,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各种复杂局面和威胁。
理想是好事,理想过于拔高就是坏事。
宋彪没有去评说此事,他只是和宋教仁建议道:“尽快建立政党,倡议新的现代政党体制,以党制代替个人,以党章和党的集体政治理念去公开的推动中国发展。
我们要推行光复革命,你们要推行共和革命,这显然是矛盾的,而如果你们推行民主革命,我觉得这就是不矛盾。
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主如何落实到人民的身上,我一贯觉得一个省数千万人口,只有几千人投票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四万万国民至少有1
4参与投票,这才能勉强算是真正的民主。
所谓民主,我以为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找到一个合适合理之对策,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去教育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参与国家的治理,将选举人票逐步的扩大,从每个省的一万人,扩大到几万人,再扩大到几百万人,最后是全省的所有人。”
听了这番话,宋教仁忍不住的赞同道:“您这样的想法真是太好了,我也一直为此而困扰,即便是在日本,我们所看到的民主和西方相比也非常的差,可至少是开启了民主的第一步。
如果有您这样的皇帝在背后作为革命志士的源泉力量,我想,中国的前进已经是不可阻挡之势。”
宋彪想了想,沉重的答道:“少说废话,多做实事吧。
我们总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中国如此之大,想要治理好,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一件事,何况我们的积弊如此之多,历史欠账又是如此之重。”
“是啊!”
对于宋彪所说的这一点,宋教仁也是不得不承认。
宋彪想到了孙逸仙所设计的一条道路,即“军政、训政、宪政”之路,这个设计似乎是好的,关键是人治本身的多种复杂性,而军政之路恰恰是地方军阀割据的源头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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