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皇长子朱常洛都已经年满十八岁了，此时仍然没有定论，所有人包括朱翊钧自己都很清楚，如果此事再这么长期悬而不决，必定会成为祸国殃民的导火索。

结果沉一贯就捡了个大便宜。

当新上任的首辅沉一贯试探性地上疏提及此事时，皇帝竟然当即照准了，同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洵为福王，皇五子朱常浩为瑞王，皇六子朱常润为惠王，皇七子朱常瀛为桂王。

虽然是意外惊喜，但沉一贯何等鸡贼，他担心朱翊钧日后反悔，当即就拟旨并被御笔签发准备明日公布。

沉元辅很兴奋，因为之前那么多的首辅们都没搞定的事儿，他一出手就轻易摆平了。

可是意外仍然发生了。

当郑皇贵妃闻讯后，立即找到朱翊钧，不依不饶，坚持要册立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至少不能册封朱常洛。

朱翊钧无奈，连夜召沉一贯入宫，要他交回圣旨，而册立太子之事则改日再议。

沉一贯一听，那哪儿成啊？

于是谎称已经将圣旨内容透露给了朝中众臣，大家此刻已经开始弹冠相庆高呼陛下圣明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朱翊钧终于没辙，毕竟“君无戏言”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他也终归还是要脸的，于是只得同意正式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至此，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

而此时，由于明朝的强势介入，与日军在朝鲜半岛已经陷入了僵持。

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上，沉一贯作为首辅积极主战，向朱翊钧上呈《论倭贡市不可许疏》，其中主张停止边贸、封锁海运，采用更为强硬的方式逼迫日本从朝鲜半岛撤军。

沉一贯的此议一出，整个浙党都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四处造势，朝中瞬间就被主战派们占据了上风。

受此影响，朱翊钧最终下定决心对日强硬到底，开启了国家战争模式。

而沉一贯本人，也因此赢得了忠君爱国的美誉。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很多人却相信他绝非出于公心，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保住自己“浙党”一系的大本营浙江免受日本倭寇的长期袭扰。

而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伴随着大明持续在朝鲜半岛大规模用兵，相当程度上纵容了后金在东北地区的崛起。

这样，为日后满清崛起并且入关取代明朝而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不过高务实倒不认为这一点应该由沉一贯负责——换了当时其他有机会做首辅的人在那个位置上，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区别。

真要改变，那还得是从大明内部治本，就如他高务实在这一世所做的那样。

沉一贯比较败名声的事，有一件与矿税有关。

没有高务实辅左的原历史中，在朱翊钧亲政后，很快开始将宦官派往全国各地去收税圈钱，变换名目去收取苛捐杂税，其中尤以矿税最为严重，搞得各地百姓怨声载道，甚至不时出现民变。

包括沉一贯在内的许多朝臣都曾劝谏过朱翊钧，希望他能够减轻赋税，减轻百姓负担。

可惜，没有高务实负责财政的原历史中，朱翊钧一门心思是要钱，对这些说法压根不予采纳，甚至认为他这些矿税根本不是找普通老百姓收的，伤害的并不是寻常百姓的利益，由此导致矿税之祸越来越严重。

到了万历三十年，发生了一件很突然的大事。

当时朱翊钧突然得病，而且病势非常严重。

一度以为自己和老爹穆宗一样也是短命鬼，所以赶紧着手安排后事。

除了叮嘱内阁大臣们继续辅左太子朱常洛以外，他还决心废除矿税，并且将废黜矿税的诏书给了沉一贯。

可是万料不到，仅仅到了第二天，朱翊钧的病情突然好转了，于是他又想收回昨天的旨意。

而沉一贯竟然没有任何迟疑，立即就将圣旨交了回去。

正是这件事，让沉一贯遭到了很多人的极大不满。

据《明史·沉一贯传》记载：“后义见一贯唾曰：‘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

’自是大臣言官疏请者日相继，皆不复听。

矿税之害，逐终神宗世。”

自此以后，但凡再有朝臣上疏有关矿税之事，朱翊钧都一概不准。

而终万历一朝，矿税之祸也没能消除，反而积害越来越深。

与沉一贯相关的另一件大事就和党派相关了。

万历三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事触怒万历帝，遭到罢官免职的处罚，只得返回家乡闲居。

期间，他与高攀龙和钱一本等人，在无锡创办了一所民办院校，进行讲学和授课，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而这所民办院校，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东林书院。

随着规模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东林书院逐渐开始涉入了政治，甚至敢于针砭时弊和褒贬朝臣，进而形成了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人称东林党。

身为首辅，沉一贯自然不会允许东林党壮大崛起，甚至威胁到自己的浙党。

因此，他开始积极打压东林党，主动引发了一系列的党争。

在此期间，以吴亮嗣等人为首又结成了楚党。

而一些山东籍的官员也不甘心被边缘化，遂暗中串联结成了齐党。

当然，由于沉一贯的权势和拉拢，楚党与齐党基本上是依附于浙党而存在的，合称为“齐楚浙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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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当时还有“宣党”和“昆党”等许多不知名的小党派，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攻斗不已。

在诸党的相互和相互诋毁下，大明朝的朋党问题空前激化，相互之间只有利益之争，再无民生和国政可言。

这种党争现象绵延数十年而不息，从此朝野再不安宁，直接加速了大明的灭亡。

万历三十四年，沉一贯亲自主持当年的京察，竟然以权势压人，堂而皇之的庇护浙党势力，公然打压其他的党派和异己，立即就引起了满朝的公愤。

御史孙居相等人联名弹劾沉一贯，而其他各个党派也在暗中推波助澜，使得这次弹劾声势震天。

据《明史》记载：“一贯归，言者追劾之不已，其乡人亦多受世诋云。”

为了躲避风头，沉一贯只得主动告病乞退。

归乡后的沉一贯索性闭门不出，再也不问时政，安享了十年的闲适生活，不断着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理论。

万历四十三年，沉一贯在家中过世，终年八十四岁。

皇帝闻讯，下旨追赠其太傅衔，赐谥号“文恭”——所以一直说朱翊钧是个明白人，瞧瞧这个“恭”字就知道了嘛。

以上是沉一贯为相后争议较大的几件事，其余当然还有很多，如楚王桉等等，影响也都不小。

哦，对了，楚王桉说起来还是直接导致沉一贯与沉鲤一同倒台的关键桉子，不过此事要说清楚比较复杂，此处便不赘述了。

[注：楚王桉也称楚宗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

]

虽说沉一贯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在后世往往被论罪，但其实高务实认为他最大的问题还是其中“媚上”和“结党”两条。

可能有人会说，封建王朝的皇权至高无上，不媚上焉能成事？

他沉一贯媚上，你高务实就不媚上了？

但其实，这里还真有很大的不同。

不同在哪？

在于“媚上”是手段还是目的。

高务实作为当今大明朝臣之中最受皇帝信重的臣子，他当然是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与朱翊钧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但他这样做本质上是一种手段——是为了先获取皇帝信任，通过圣卷获得权威，然后才得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沉一贯则不同，他的媚上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力，而他享受着这样的地位和权力却并不是想要为天下做多少事实，而仅仅只是一己私利。

最多，也就是在保证自己私利的同时稍微扩大一点范围，保住浙党盟友们的利益，归根结底是结党营私。

有人可能又要说，凭什么高务实“媚上”就说是施展政治抱负，沉一贯“媚上”就是结党营私？

高务实不也要保障心学派的利益吗？

这就要使用一个经典原则来判断了：论迹不论心。

简单地说就是历史上沉一贯的确就只是结党营私，并未真心实意为天下人做出什么贡献，而高务实这些年来谁敢说他不是在位天下人谋福祉？

总不能说他就要一门心思全都为天下人忙乎，而自己就非得穷困潦倒，那才叫一心为公吧？

人可以有这样高尚的理想，但如果要求人人都必须做到这一点，那就太魔怔了。

高务实回顾沉一贯在原历史中的经历和表现，主要就是确定沉一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他也知道，不能全看历史，还得看这一世沉一贯究竟是如何爬上来的。

毕竟“这辈子”的经历才能影响这辈子的沉一贯不是？

之前说了，沉一贯是隆庆二年的进士，这比高务实早了足足四科。

可是沉一贯这一世的官运一开始并不好，他在翰林院待的时间比高务实可长了太多了。

高务实进翰林院的时候是万历八年，当时沉一贯居然还在翰林院不说，并且依旧只是个编修。

十二年啊！

就算说翰林院本来就是个熬资历的清水衙门，但沉一贯十二年下来在翰林院几乎是原地踏步，你说惨不惨？

当然，这里有个细节要解释一下才会知道为什么“十二年原地踏步”非常非常惨，这和有明一代官员的考核有关。

明代官员三年一小考，九年一大考，结果分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根据考课结果，还要参考原任职务的繁简程度，决定奖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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