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屏果然直人直语，这番话当真是直指问题核心：如果你现在就封他一个伯爵，过两年打图们又肯定不能不用他，到时候一旦打下察哈尔，大明就算是覆灭残元，给“二祖列宗”一个交代了。

这么大的功劳，按照国初时人们的想法，就算给个王爷也不为过，现在虽然按制不可能给王爷了，那也不至于只是进爵一级吧？

那么好，进爵两级，伯爵跳过侯爵，那不就是国公爷了吗？

这爵赏就到了极点啊！

是，到了极点也不是不行，反正一般能干成这件大事的人年纪都小不了，当了国公爷之后，在家休息几年也就见太祖去了，无所谓。

可是他高务实不同啊！

按照朝廷目前的规划来看，这事再拖也不会拖五年。

五年之内踏平察哈尔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高务实甚至还不到三十岁！

三十岁不到便封了国公爷，他又不是外戚封爵或者驸马得爵的，那就是说他在朝廷的职务不会受到影响，不管当时是什么官，还得继续干下去。

你敢相信这个年纪、这般才干的重臣在接下去四十年的宦海生涯里，就一点其他的功劳都不立了吗？

如果立了，你拿什么再赏赐给他呢？

他连爵赏都到顶了啊！

我朝廷自太祖以后，就再没有拿功臣开刀的例子，莫非你万历天子要破一破此例？

不好意思，这个思路是肯定行不通的。

为什么？

因为天下文官都不会答应啊！

你“今天”可以拿高务实这个功臣开刀，明天是不是就可以拿任何一名功臣开刀？

我朝廷二百年养士之风，就被你给坏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家屏虽然没有说这话，但意义很明确的摆了出来：与其到时候高务实功高震主，你因为赏无可赏而开杀戒，倒不如现在就未雨绸缪，先把高务实的爵赏压一压。

我不是嫉妒高务实，我这是为了他好，为了皇帝好，为了朝廷好，为了天下好！

朱翊钧听得甚为感动，心中暗道：王先生虽然入阁未久，但正直敢言确属难得，不论这话我是不是认可，至少他的确是在为我考虑。

他又想起锦衣卫此前曾经的一次密报，说王家屏曾经有一次在给同僚的信中提到他为官“内不敢求知于宦官宫妾，外不敢得罪于贤士大夫。

进无隐情，退无私客，解官而反，家徒四壁，萧然寒儒，此可不愧于心，不愧于知己者也。”

又说他以为做辅臣最重要的事，便是“能上匿于未形，防欲于微眇”，“疏导密规，防君志未萌之欲；明诤显谏，扶乾纲将坏之枢。”

朱翊钧当然知道，此前自己好几次因为“足疾”而取消经筵，王家屏虽然已经不担任日讲官了，但每次都会上疏批评。

说起来，朱翊钧当时对此时很不满的——我又不是因为想偷懒而取消经筵，我是“圣体违和”啊，你怎么就一点都不体谅一下呢？

但现在，朱翊钧却忽然觉得王家屏这样的辅臣也挺可爱的，最起码他的每一句话都算得上是“一心为公”。

想到“一心为公”，朱翊钧便不由得想到高务实，忍不住拿高务实与王家屏对比。

要论才干，当然是高务实更胜一筹。

朱翊钧对照了本朝二百年来文臣武将，甚至认为文武全才者无人可出高务实之右。

但如果只论诤谏，则恐怕王家屏还要在高务实之上，王家屏是心里完全不存事，事无大小，但凡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做得不对的，或者不够好的，他就要说。

高务实则不然，他似乎并不在意某些“防微杜渐”的小事。

比如他肯定不会因为皇帝今天取消了一次经筵，就把这件事拔高到举国士人不好好读书是因为皇帝没能垂范天下上去。

高务实更讲究就事论事。

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二人都算是“一心为公”了。

高务实不愿意现在受爵赏，是因为他怕影响到朝廷稳定，继而影响到接下来的灭元之战，因此宁可主动放弃这样的好机会。

王家屏不同意高务实现在受爵赏，则是担心灭元之战顺利之后，高务实会出现功高盖主、赏无可赏的“亢龙有悔”之势，于君于臣都很不利，更不利于朝廷与天下。

两人的出发点固然不同，但都是“一心为公”，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这就尤其难得了。

当然，朱翊钧自己倒并不相信什么功高盖主——再高的功也盖不了主！

这个道理早在十几年前高务实就曾经和朱翊钧解释过，朱翊钧是完全同意的。

当时，高务实给朱翊钧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王翦，一个是郭子仪。

一个是帮始皇帝征战天下、横扫六合；一个是助李唐平定安史、还都旧京。

要说盖世奇功，这两人都可以称得上。

公元前236年，王翦率领军队仅用十八天攻占赵国，还攻占了其他九个城市。

公元前222年，他再次攻击赵，并会见了赵将军李牧。

二人相持了一年多，李牧被王翦的反间计除去了，王翦成功的拿下了赵国。

起初，荆轲行刺秦王未遂，嬴政以此派王翦出兵燕国。

王翦不答应，他知道鸟尽弓藏的道理。

公元前225年，在王翦的指挥下，秦军终于打败了楚军。

公元前222年，嬴政统一了诸侯。

天下终于一统，王翦自然功不可没。

但是王翦并不自在，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地位太高，无法升职，赏无可赏。

他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功高盖主，他害怕皇帝会害怕自己，所以他请求皇帝，希望回家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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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翦对始皇帝说，我已经年老了，渴望乡下的田园生活，想回到家乡，享受天伦之乐。

然而，始皇帝毕竟是始皇帝，他根本没有吃这一套，直接拒绝。

英明如嬴政，岂会不知王翦这样做的心思。

不过，嬴政才不会怕王翦会对自己造成威胁，毕竟秦国的兵权还是牢牢的把握在自己手中的。

因此，即使在六国统一之后，他将来也会使用王翦。

于是在拒绝王翦之后，为了安抚他，始皇帝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留下，我不会杀了你。”

王翦是不是放心没人知道，但皇帝的态度却已经足够明确，因此王翦此后不再提出回乡的要求，结果也安稳地过完了一生。

高务实当时和朱翊钧论史，讲到此处时尤其强调了始皇帝的胸襟气魄，并告诉皇帝：天下之至尊，自当有海涵天下之雅量。

朱翊钧深以为然，并从此以这样的雅量要求自己。

这是高务实带来的变化，也是朱翊钧本身个性之使然——历史上的朱翊钧就敢于放权，这一点此前早已多次说明。

如果说王翦的例子，重点在于始皇帝的雅量，那么郭子仪的例子，则是站在臣子这一面来说给朱翊钧知晓的。

郭子仪四十岁时任朔方节度使，手握十万精兵。

安史之乱爆发后，任“副宰相”兼兵部尚书。

收复长安后，加司徒官衔，封代国公。

公元758年，进位中书令，成为真正的宰相。

公元762年，郭子仪又因功进封汾阳郡王。

公元779年，郭子仪被皇帝尊称为“尚父”，再加太尉官衔。

公元781年，郭子仪去世，朝廷赠太师官衔，谥号“忠武”(武臣极谥，等同文正)。

并且后世史书赞曰：“功高盖主主不疑，权倾朝野臣不忌”。

武则天当权时期，为了消除反对者，对军队进行了大清洗，全部换上了亲信。

武则天这些亲信，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进而大唐帝国使得对外战争一败再败，军队战斗力下降严重。

鉴于边防压力剧增，武则天在科举制度的基础上，设立了武科，用以选拔人才，来充实军队，稳定边防。

郭子仪传奇而又辉煌的一生，就起始于武则天时期的武举第一名(当时武举不称状元)。

郭子仪出生于华州郑县的一个士大夫家庭，因为家道中落，所以郭子仪没有参加文科，而是参加了武科。

成为“武状元”后，郭子仪以左卫长史的身份前往单于都护府任职。

经过多年的磨砺，郭子仪积功成为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

之后，因为上司嫉妒，郭子仪被闲置，一直未得重用。

闲置的生活养成了郭子仪宠辱不惊、恢弘大度的性格。

然而有句话说得好，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郭子仪在天德军使、九原太守的位置上一直待到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帝国外重内轻、承平日久的问题完全爆发出来。

因为安禄山身兼河东节度使、控制了河东道北部，对北都太原构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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