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他的带领，唐朝穷兵黜武，经营遥远的河中，导致主力军队放在遥远的西域。

安史之乱发生时，中原兵力空虚，唐朝从此倒下。

再看经营西域得到什么利？

商道，唐朝不准百姓出境经商，商道通行。

是谁得利，河中商人！

或者换来几十个小国的臣服，值吗？

失败的例子，辽世宗。

辽世宗三战灭后晋，看似武功赫赫，实际得到什么？

无他，吃得太多，契丹没有力量消化这么大的地盘。

若是兵进开封后，随着再扶持一个傀儡皇帝，大军北退，经营临近幽云十六州的真定府与沧州等地，将这些州府挟大胜之威将它们全部消化下去，资忠，季贞，你们想想会有什么后果？”

田瑜与周沆仔细想了一会，忽然同时打起冷战。

若是那样，简直太可怕了。

“也不能害怕战争，我朝与契丹签订盟约，看似花了一些小钱，买得两国平安。

实际呢，收复幽云十六州越来越成为一个遥远的梦想。

士气低落，我朝军队能与西夏打得平分秋色，但提起契丹人，全部不敢与之交手，最后提及北方，自上而上，皆不敢战。

契丹渐渐没落了，若是有一个强大的胡人种族在大草原上兴起，兴兵南下会是如何？”

俩人不敢言。

“当时我军不知道敌人主帅已中床子弩而亡，可前面数战，却多次击败契丹人，只是朝廷摆阵，让契丹得以用骑兵速度优势绕道南下，仍攻澶州不下，各路援军皆已到达。

敌人兵力未必比我军强多少，又深入我腹境，天时地利人和皆在我这一方。

即便考虑大局，一战过后再与契丹议和，岂不是更好？”澶渊之盟也不是一无是处，但盟得太早了，可是郑朗也不敢深说，尽管赵祯同样在反思，例如不再摆阵了，将权利下放，不过下放得不好，让士大夫又将这个军权抢过来。

终是赵祯的父亲，作为一个皇帝，宋真宗是做了一些荒唐的事，可绝对不是昏君，宋朝在他手中国力是上升的，赵祯将宋朝推到巅峰，却开始有了下降趋势。

所以郑朗未深说，又换了话题：“这仅是从势上考虑能不能开战，能不能开战，还有更多，例如孙子兵法所说，君臣将相是否和好，自上到下是否赞成战争，战争是否正义，自己的兵力情况，经济情况，粮食收成，以及道路、天气，地形等等，皆要一一考虑。

利于自己，这才进入战前的第二关，备战，挑选将士，准备物资粮食武器，派情报人员打探对方的情况。

即便如此，还有一关，临战前的准备，审时度势，谋划，行军，等等。”

俩人嘴张得很大，听呆了。

周沆忽然问道：“郑相公，狄青能不能做到？”

“战前相比较，我肯定比狄青略强，毕竟我读的书多，担任多年宰相之职，看得更全面一些，特别是经济方面。

但仅是战前，还有战中，无论怎么准备，一切是为了交战服务的，开战时的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临阵指挥，尤为重要。

兵者，国家大事也，小国往往一战失败便能亡国。

大国也经不起失败，再大的国家，数次失败后，同样会有亡国危险。

即便只有一败，战后谈判也会变得十分不利。

这一点，我离狄青远矣。”

田周二人再次无言。

郑朗将真相揭晓，两人已觉得不可思议，他离狄青还远矣，那什么样军事水准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统帅？

未问，若问。

郑朗必回答，这是武将的事，文臣最好少凑合。

琢磨都没有作用。

当真一个个是裴行俭？

古今出了几个？

郑朗又说道：“最后是战后，战后不仅是是抚恤，战后的事很多。

失败的情况下如何弥补挽回，胜利的情况下如何扩大这份成果。

是准备停止战争，还是准备将战争扩大。

这又要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全面的考虑。

这方面，我也比狄青长。

可不管是战前，还是战后，皆必须要战。

战中最重要，因此我常说论军事，我离狄青远矣。”

也不能这样说。

一场战役，不仅仅是前线主帅的本领，后方同样要配合支持，主帅有能力，还要部下也有能力。

例如现在，郑朗无将可用，只好自己来做廖化。

田周二人也没有争辨。

比郑朗，他们对军事更不懂。

“若是两者差距过大，战争结果未打就基本决定了。

例如狄青看到侬智高不重视昆仑关这一战略要地，将军队顺利率领到归仁铺，已断定侬智高必将失败。

我在军事指挥上不及狄青。

但对手太弱了，所以兵未发，胜券已在我手中。

倒是更着重考虑如何将这一场胜利发挥更大的作用。”

郑朗耐心地做着讲解。

用意与他带二人前来战场一样，当两人当作学生，自己军事能力不及狄青，教导别人又胜过狄青，至少能教一教田瑜与周沆。

岭南不动无事，一动以后象循虔道凶杀案类似的事情会有很多。

田瑜忽然叹道：“这些人太让我失望了。”

蛮人不知事理倒也罢了，可这些人不是生活过不下去，相反，个个在地方上混得很好，可是欲壑难填，居然做出类似谋逆的大案子。

让田瑜失望之极。

周沆用同情的眼光看着田瑜，来的时候两人结伴而来，在路上周沆曾艳羡过田瑜，毕竟相比于广南西路，广南东路要好得多。

有许多汉人，文明程度高，经济条件也比较好。

结果现在似乎比广南西路更恶劣。

郑朗又摇头：“不对，是利益之争。

太宗时是太宗的环境，现在是现在的环境，时代在变，情况也在变。

当时划分各个盐路所在是比较正确的。

但现在不行了。

不但盐，茶、酒、矾皆出现一些毛病。

如茶政，若国家真正将茶利得到，不是林特时八百多万贯，可能会达到一千多万贯。

现在呢，最低时居然只有三十几万贯，几经改革，也不过恢复到六七十万贯。

国家一年生产多少茶叶，只有几十万贯收益，奇怪来哉。

再说盐，我不说实际盐会有多少，仅说都盐院统计上来的数字，若包括井盐在内，逼近六百万石，正盐与浮盐平均起来一石接近两百斤。

若是朝廷一斤盐只获利十文钱，盐价会跌到什么地步？

仅是都盐院统计上来的数字，国家就可以盈利两千万贯以上。

实际呢，一年只有**百万贯。

于其担着这个恶名，不如索性全部放开，通商法，商税与盐税，怎么着，一年也能收益一千多万贯，百姓还不会怨恨朝廷。

然而能不能变？

不好变的，因为几十年下来，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链。

一动，必有人利益受损，他们便会纷纷反对。

所以范祥在陕西主持解盐改革，许多商人与士大夫反对，因为触动了他们的利益。

岭南北八州在朝堂上无人替其说话，怎么办，又缺少见识，朝廷对此管理一直松散，于是采取了粗暴手段，以来阻止此次虔州盐政改革。

但换一句话，若是很久以前就实行通商法，形成一条新的利益链，这几十年下来，这条利益链必然也会巩固。

再实行禁榷法，同样会有许多人反对。

这才是根本所在。”

这一分析，就清楚了。

虽然这些人的做法让人痛恨，但是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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