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天气热了，看着深邃的夜空，杏儿说道：“天街夜色凉如水，天上一定不热吧。”

郑朗一阵大笑，说：“若是在夜晚，天下肯定不热，不但不热，还很冷。”

“会有多冷？”

郑朗又笑，在宋朝讲这个讲不清楚。

京城依然象以前那样繁华，许多人出来纳凉，有的店铺索性一夜开到亮，过了三更后，生意照旧兴隆。

但此时宋朝正处在巨大的危机当中。

多年的战役，使全国百姓困苦，再加上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旱，宋朝整个象坐在一座火山口。

也平安无事，原因很简单，君王仁爱贤明，大臣们虽然勾心斗角，有的人私心很重，还没有发展到置百姓死活一点不顾的地步。

整个庞大臃肿的机制依旧在缓慢运转。

不过来到中书，郑朗陆续接到一些邸报，心中也暗叫侥幸，事实比他想的还要严重，幸好战争中止，否则今年宋朝将会面临无法想像的危机。

朝堂上还没有感觉，王伦事件在相关的官员遮掩下，并没有惊动朝堂，还以为与其他类似的情况一样，仅是一群流匪。

朝中大佬视线继续盯着边事上，先是欧阳修上书，朝廷派使与西贼和约，但臣听到边臣频得北界文字，询问西夏约和之事如何。

若真是如此，事深可忧，臣以为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于北敌。

一语中半的，西夏是没有能力催毁宋朝的，能催毁宋朝的是在北方，但欧阳修只说对了一半，不是开始坠落的契丹人，而是更凶悍的女真人与蒙古人。

理由更不对，与契丹和好四十年，朝廷一有事便来敲诈勒索，可见其国之心。

这么好的便宜不捡。

傻了不成？

当真以和为贵啊，国与国之间可以用这个口号来迷惑对方，可若真心里面这样想，这个国家快完蛋了。

若是换成郑朗在契丹。

这一次会敲得更多。

因此要防北，可是北边几个大臣都是无能之辈，镇定一路是张存，昔在延州就以不能主边而罢去，定州王克基平庸轻巧，非将臣之材。

要换得力的大将去北边镇守，要练兵。

要选将，要备边，不能等契丹人来了，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

防范之心是应当有的，可欧阳修一个劲的唱黑契丹，使得朝堂上草木皆兵，于是发生后来的事。

接着范仲淹与韩琦表现出高度的“默契”不停的共同上书。

先说不能罢同解乾耀一千八百贯公使钱。

也就是出差费与招等费。

这是礼制，一千八百贯，只能养兵士十八人。

再省也不用省这个钱以废礼。

大旱来临，物价上涨，养一个士兵费用变成了一百贯，再备兵西夏、契丹，京城的禁军更不敢裁……

旨准。

接着再次联手上书，西陲用兵，为数浩繁，可因为受陕西转运使节制，缘边四路多有不便，这个郑朗在泾原路也能感觉到。

唯有相互商议。

韩琦与范仲淹身在西北，局中，为了避嫌一直不好说，直到来到京城，不用避嫌，才将这个陋习说出来。

因此让四路便宜行事。

所有勾当（指谋事人），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可以根据制度奖励，以便助军费。

这是想办法开源，不然国家经济太紧张。

于是赵祯再次旨准。

终于韩范二人开始真正进言，窍以天下郡邑，牧宰为重，得其人则致化，失其人则召乱……臣等欲乞圣慈特降诏书，委书、枢密院臣僚，各于朝臣中荐堪充举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赐敕一道，令于通判内举厉资已上一员充知州，知县内举成资已上一员充通判，薄尉中举有出身三考以上、无出身四考一员充职官知县，或于职官令录中举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县。

仍于敕明言所荐之人若将来显有善政，其举主党议赏，若赃污不理，苛刻害民，关与同罪。

为什么国家到这地步，正是大臣无能，所以大臣必须要保荐，要连坐，保的人好有功，保的人不好同样有罪，环环相连，担当起责任，这样各个贤能便能从民间拨出。

有了庆历新政“择官长”的一些雏形。

但关健这个好坏怎么判断？

对于范仲淹与韩琦也是一次时机，国家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赵祯心中焦急万分，只要有好的策略，一概想试用，于是对辅臣说道：“自用兵以来，策试授官人猥多，而任事颇无善状，今献策及僚论荐，宜先委有司详其可否以闻，其与试人宜加精核。”

这时，范仲淹与韩琦步子迈得还是很小，他们初次进入中枢，有的情况没有摸清楚，也不敢说。

为了减少百姓压力，赵祯诏议欲松驰茶盐禁，减商税。

范仲淹说道：“茶盐，商税之入，国用有余，当先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

国家钱还不够用，这时候不能松动茶盐与商税，若有余钱，最主要的先减去百姓赋役。

说得也有理，没有钱怎么办？

但这时候范仲淹略过保守，乘此时，若改革，茶盐之政有许多弊端能够就此消除。

不消除问题也不要紧，最大的危机还是各地的起义。

终于王伦的消息传到京城。

一起感到愕然，从沂州到高邮有多远哪，沿途又驻扎多少军队、厢兵与捕快，怎么就让他们逍遥自在了一千多里路？

欧阳修进言道：“近日四方贼盗渐多，皆由国家素无御备，而官吏赏罚不行也。

臣谓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

盗贼者腥心之疾，深可忧。

朝廷终未当处置……今沂州军贼王伦，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履无人之境，而巡检、县尉反赴贼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归之，假令王伦周游江海之上，南掠闽广而断大岭，西入巴峡而窥两蜀，杀官吏，据城邑，谁为悍御者？

此可谓心腹之大忧。

为今计者。

先先峻法令，法令峻则人知所畏，自趋而击贼。

请自今，贼所经州县夺衣甲。

官吏并追官勒停，巡检、县尉仍除名，勒从军自效，俟破贼日则许叙之……”

这封奏折暴露了欧阳修的本质。

不是峻法的问题，关健是王伦为什么发动起义的？

欧阳修经过多年官宦生涯，真正完成从贫困子弟到士大夫的脱变，可他也忘记根本。

主动站在权贵一边。

不仅是王伦，还有，这才是郑朗叫侥幸的地方。

余靖又进言道：“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执赏罚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细民聚而为盗贼，不能禁止者，当赏罚不行……南京者。

天子之别都也，贼入城斩关而出，解州、池州之贼不过十人。

公然入城虏掠人户，邓州之贼不满二十人，而数年不能获。

又清平军贼入城作变，主者泣告，而军使反闭门不肯出。

所闻如此，而官吏皆未当重有责罚，**贼盗衰息，何由而得？

今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阳监贼仅二百人。

建昌军贼四百余人，处处烽起，而巡检县尉未知处以何罪……”

为什么会这样？

当真是用酷法就能解决的？

范仲淹又说，陕西禁军厢军近二十万众，防秋在近，必须养育训练。

以期成功，在乎丰以衣食，使壮其力，积以金帛，示以厚赏，牛酒以悦之，律罚以威之，虽二十万众，合为一心，有守必坚，有战必强……

这个钱从哪里来，粮纳粮草并金银钱帛，及万缗与南监交钞，二万与上佐官，三万者京官致仕，如应举到省，与本科出身，除家便官。

没有办法，只好卖官凑钱。

郑朗听到卖官之策居然从范仲淹嘴中说出来，不由十分愕然，揉了揉太阳穴，说道：“陛下，臣以为只要主明臣贤，内患不必忧也，忧的还是外敌。

虽有的时候年光不好，百姓被逼无奈，沦为盗贼，然我朝乃是最重内治之国，故这些盗贼必不深患。”

与欧阳修正好说反过来。

“西夏国力狭弱，不能颠覆我朝，但野心难改，眼下西夏据于契丹之逼，必与我朝约和，可以赢来短暂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和平时光。

约和，我朝必须用钱帛收买其心，再加上他们内部休生养息，十几后必会又来侵犯我朝。

又不知道会进行几年战争，反反复复，虽是疥癣之痛，可这个疥癣太大太深了，战争持久，民不聊生，若再来一个大型灾害，陛下仁爱，民虽苦多不怨，盗贼难以成势。

可陛下能保证后世子孙皆如陛下？

内外交困，那时才是最伤最痛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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