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不会创造历史，但是，它们能够记载和报览历史，影响历史发展的可能方向。

对卢斯在中国问题上的拙劣表演和，像大卫.哈伯斯塔姆这样锋利的批评家,都只能把罪恶归咎给卢斯,是它接着导致了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以及随后的越南战争。

《时代》的反华态度，直到卢斯晚年才有所转变。

特别是在他1967年去世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

在中美建交过程中，《时代》给予了充分关注，往日那种强烈的偏见也在淡化。

1971年，当著名的“乒乓外交”启动时，该周刊就于当年4月26日刊登了一幅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在长城上的合影。

当年11月8日，《时代》又将周恩来列为封面人物。

1972年2月18日尼克松成功访华后，《时代》又在3月6日的封面上，设计了一个抽象的汉字“友”，将画面切割成四块，分别为尼克松与和周恩来的会面、参观长城以及观看歌舞演出的情景，明显体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成功，中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时代》对中国的关注随之进入到一个新时代。

这种变化，最典型的体现在对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注上。

从1976年1月到1997年，邓小平至少7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并且两度成为年度风云人物。

迄今为止，能够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的，只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等少数几位世界领导人。

这一阶段，《时代》的报道范围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内政的关注，文体明星、普通中国人纷纷走入其视线。

步入新世纪，《时代》与中国的距离更加贴近了，频频采访中国各界的社会精英，让其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尤其是去年底横空出世的中国传奇少年的long，其在美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早已得到了事实的证明。

《时代》尽管被拒绝了三次，但是long情结，或者说中国情结，却还是依旧。

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特殊的“中国情结”正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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