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一群痛哭流涕，痛彻心扉之豪酋。

刘备不由心生慨叹。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刘备常言，活在当下。

又说“百闻不如一见”。

道听途说，终不可信。

少复祖爵，刘备名声在外。

时少年得志，欲大刀阔斧，做一番惊天动地，惠及万民的大事来。

有感于幼时宗祠大考。

楼桑刘氏虽子嗣众多，却代代只能甄选四人，习文识字。

便是如此精挑细选，还被某个不知名大儒，拒之门外。

只愿收为著录弟子。

故而复爵后，刘备首当其冲，便要大兴儒学。

造纸术，印刷术，二大神技，皆排在首位。

然待深思。

刘备扪心自问：印什么？

答案呼之欲出：四书五经，经史子集。

莫过如此。

于是便准备，着手施为。

命耿雍网罗海量儒家经典后，刘备却发现。

同样是一部《尚书》。

版本竟五花八门，不一而同。

缺、漏、错、别，不一而足。

话说，刘备家学渊源，恩师亦精于《尚书章句》。

奈何所学，亦有出入。

后又悉知，熹平四年（175年），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

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前。

碑高一丈许，广四尺。

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

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

且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将各家不同注解，列于经文之后）。

“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史称：《熹平石经》。

换言之，自熹平四年（175年）首刻，至光和六年（183年）碑成。

《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天下才有了统一的法定版本。

究其原因。

正因流传版本太多。

甚至，皇家藏书范本：“兰台漆书”，亦遭内外勾结，而被人篡改。

鉴于此，蔡邕等人才上疏，校正经书、刊刻于石的奏请。

得先帝许。

即便如此。

待光和六年，版本已定。

因何刘备不加紧印刷，传于后世？

蓟王亦如此想。

然，又起分歧。

如何注解？

若类比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

且问：以何“家本为主”？

后世观古文，注解常见三人：蔡邕、郑玄、颜师古。

时下为各类经文注解之大儒，多如过江之鲫。

恩师卢植，四少师崔寔、刘宠、陈寔，皆有注解。

几人皆是经学大家。

便是所谓“一家之言”。

各有“家本”。

用谁不用谁。

术业有专攻。

谁人最擅长，便用谁。

如此，便以蔡邕为例。

或有人言，时蔡邕携藏书百车来投。

蓟王为何只收录于藏书阁，却不大肆刊印。

只因刘备所见，蔡邕劝阻护乌桓校尉夏育讨伐鲜卑时，疏中有此句：“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详见：《临乡·1.34 内忧外患》。

另，此章特意译成白话）。”

此种思潮，便是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

然刘备却以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非但与刘备认知相悖。

亦与大汉国策相悖。

终汉一朝，蛮人北上，胡人南下，羌人东归。

充而化之：江河所至，皆为汉土；日月所照，皆为汉民。

于是，郭奉孝言：“再有四百年，无分华夷。

四海升平，光融天下。

郭嘉窃以为，若我大汉做不到，再无人能做到（详见：《四海· 1.146 大而化之》）。”

故蔡邕藏书虽多，蓟王不用。

煌煌天汉，王者之心。

必然兼容并蓄，海纳百川。

用于蓟王。

便唤作：光融天下。

守护初火，焚尽蛮荒。

还是那句话。

不设身处地，活在当下。

如何能知汉人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切莫以后世经验，反推前朝。

又谓“借古喻今”。

国策开放与否，显然与国力相关。

今日之中华，可比昔日之大汉否？

言归正传。

一众豪酋所求，蓟王无不应允。

赐清钢良铁，坚兵利甲，以御仇敌。

众豪酋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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