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还在其中写到:“国有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习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此三百种者，择起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

后面又到1896年6月，他在为刑部侍郎李端棻起草的《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折》中写到:“兵法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

由此可见，梁氏的译书策略已由以往对“器”、“末”、“技”的追求上升到对“道”、“本”、“艺”的强调，译书首先要重政事，能救国家之危机，其次要新，通过翻译了解西方最近的科技发展趋势，1897年，梁氏又在《变法通议》中专设一章《论译书》，专谈翻译事宜。

他首先陈述了时局之危难，以往译西书不足，并引用马建忠关于当时翻译界的弊病论述，进而指出:“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关于翻译内容的选择，梁氏认为“西人之所强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各种学科书籍都需要翻译，而翻译应“先后缓急，亦当有次”，而“同一门类的书，则当于数书之中，择其佳看，或择其后出者”关于译名问题，他指出:“译书有二蔽:一曰循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循西文而梗华读(异化)......”梁氏认为翻译应以传义(归化)为主，而不应拘泥于原文的结构，为传其义，可以灵活而为之，即“灵活的忠信”。

关于译才的培养，他支持马建忠的提议，提出“欲求译才，必自设翻译学堂始。”

“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方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之。”

他还强调翻译日本书，学习日文的重要性:“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彼翻译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以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

......”

1897年秋，梁氏在上海集资自办“大同译书局”。

10月16日他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写到:“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

“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避难于日本，他又兴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传播东亚学术，强调翻译日书的重要性，从此后，梁启超与严复、黄遵宪、欧渠甲等人，通过翻译广泛而通俗地介绍和引进了西方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各种理论流派、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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