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朝改土设流，建立学校，文教大兴，习俗丕变，冠婚丧祭渐循于礼。

道光《大定府志》同样提到罗罗、宋家等族类进学的情况。

虽然方志编修者们的言语难免夸饰，但改流后王朝教化对地方社会的日益渗透却是无庸置疑的。

彝文献对此亦有所反映，如麻博阿维家的一支迁到水西阿哲家的地盘后，“取了汉姓，在清康熙年间，读汉书，使用汉文，一度有功名，中了举，做了汉官。”

随着科举制度在黔西北的推行，在新的制度下具有更多意识形态“正统性”的绅士阶层也开始成长起来。

许多接受儒学教育并获得功名的士绅，就是在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土目的后代，但也有一些普通土民在成为绅士的过程中，逐步转变了自己的身份并扩大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

例如大方县普底乡黄氏家族，自康熙年间起便全面学习汉人的语言、风俗、礼仪，“制造”本家族的汉人身份，不断子孙不断读书进学，翻开《黄氏族谱》(光绪9年抄本)，贡生、增广生员、廪膳生员、附生等比比皆是，举人则有黄显庸、黄思永等。

在走向士绅化的过程中，黄姓逐渐转变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利用这一身份扩张势力，向地方豪强(如土目)挑战，争夺更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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