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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勇士，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

元吉在查找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一篇讨论国朝奴隶制的文章，观点不敢妄加评论，但许多史料大家可以看看。

战国秦汉的极权奴隶制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荣曾说：“在商和西周、春秋时期，由于村社制还未解体，农业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是村社成员，奴隶恐怕只起次要作用。

到战国时期，村社走向瓦解，社会上贫富分化加剧，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法贵族没落了，出现了新兴的富商和手工业者，还有数量很多的独立小农。

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富者大量地利用奴隶去从事物资生产，贫者则因破产而沦落为奴。

从这时起，奴隶制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不但官府使用奴婢进行手工业生产，商人和作坊主也大量使用僮仆、佣工从事开矿、冶金、煮盐、制陶、丝织等等手工业生产。

当时劳动力的买卖已相当频繁，出现了固定的或常设的劳务市场，即所谓“佣肆”。

至于奴仆的买卖，则往往“售于闾巷”(《战国策.秦策》)。

秦国的祖先非子，因养马得到周孝王的赏识，便由奴隶升迁为带有封土的子爵，封邑于秦。

他们的命运被决定于王的喜怒爱憎之间，任免升贬以至封爵杀头，均凭王及其亲信贵族的意志决定，秦国的宰相百里奚就是五张羊皮买来的奴隶。

公元前五世纪后期，魏国李悝变法，其《法经》规定：“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

“籍其家”就是将其家人全部沦为奴隶。

此类法律为当时各国普遍采用，如云梦《秦律》中有关各式罪犯之家人籍为奴隶的条文不少。

前361年商鞅变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将从事工商业或贫穷的民众都沦为奴隶，而官僚集团则按军功爵秩分配“臣妾”（见《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说明官府是何等蛮横地侵犯着民众的人身权。

《商君书.错法篇》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

裘锡圭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生产上普遍使用，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总之，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更普遍，乃至秦汉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

一直到清代，统治者也根本没有保护本国民众基本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触目皆是，人们始终不懂什么是“人格权”！

尉缭在秦国就直言不讳地说：如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

统一后，秦始皇自己也说得很明白“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秦始皇在秦军攻下他少年时曾居住过的邯郸后，就下令将曾经欺侮过他的人全部“坑杀”。

秦嬴政两次坑儒，活埋了1千多儒生。

嫪毐家童（奴隶）数千、舍人千余；嫪毐党一案，嫪本人被车裂，灭族，20几个党羽被枭首，4000余人被流放；政的母亲因此案被囚禁，政的2个异母弟被屠杀，27个劝谏释放太后的大臣被处死，吕不韦被赐自尽。

始皇36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

秦始皇就把陨石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秦朝最高人口数是2000万，全国设置“县政”约1000个，平均每县2万人。

秦始皇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在全国广修宫殿，宫殿数号称“关外三百，关内四百”，尤其是阿房宫，占地几里，能容万人！

《史记.秦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70余万人”。

这就是说：他在统一之前就开始了骊山秦始皇墓的工程，征用民工70万人！

始皇26年，“徒天下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

始皇28年南巡至湘山祠，遇大风，“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始皇32年，“乃使蒙恬发兵30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修长城役50万人。

始皇33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戊，”集解：徐广曰：“50万人守五岭”。

就是说，秦始皇用50万奴隶军队，征服了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并派兵留守驻防。

始皇35年，修绵延300里“阿房宫隐宫徒刑者70余万人”。

“隐宫”即宫刑。

另外，修驰道民夫30余万人。

还有那工程浩大的驰道网、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这不是“国家权力只达到县一级”能实现的。

无偿服奴隶式兵役和劳役的老百姓共270多万人，为上述军事和劳役大军运送粮草和装备的人以及在内地驻防的军人、夫役，估计还有250万人，两项相加约有520多万人。

当时，全国人口约2千万人，其中有劳动能力的壮年人（包括妇女），按1/3计算，不过6百余万，在6百余万劳力中有5百万人服奴隶式的兵役和劳役。

这就是大规模实行奴隶制的证据，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始皇死后，太子扶苏、将军蒙恬等被秦二世害死；胡亥将自己的18个兄弟和堂兄弟斩首，并把10个姊妹统统车裂而死，其它连累致死者不计其数。

此后，李斯又被斩，三族被诛。

从云梦睡虎地秦墓的竹简中可知，秦国的赋税较之战国时的其他国家是相当重的。

农民除了缴纳田租外，还有军赋等其他名目，以及动辄赀甲赀盾一类变相军赋。

田租不但要收取禾稼(粮食)，还要收取刍(牧草)、稿(禾杆)。

至于劳役更是农民的沉重负担，有所谓“傅”的制度，即男子到一定年龄就须向官府登记服役，秦国的傅籍年龄为十七岁。

农民除了服劳役外，还要服兵役，并且要自备行装及费用；被征发修筑某项工程，要担保一年不坏，如未满一年就坏了，则须重修，并不计算服役时间。

对于工匠的剥削，则更是前所未有。

如：1)“隶臣、下吏、城旦与工从事者，冬作为矢程，赋之三日当夏之二日”。

2)“冗隶妾二人当工一人，更隶妾四人当工一人，小隶臣妾可使者五人当工一人”。

3)“新工初事工，一岁半其工，其后岁赋功与故等”。

凡此种种，莫不表明秦国对劳动力的榨取之精细严密。

秦二世胡亥统治时，赋税超过农民收入的2/3；引发了陈胜吴广大起义，秦代建国15年即亡国。

《汉书.食货志》记载了战国初期魏文侯的相国李悝所算的一笔农民收支帐，农夫一家5口，耕田100亩，平均每亩收粮1.5石，共收150石。

除去十分之一的租税15石，余135石。

每人每月平均吃粮1.5石，全家共吃90石，余45石。

每石卖钱30文，共得钱1350文。

除去祭祀、庙会用钱300文，余钱1050文，每人穿衣用钱300文，全家共用1500文，还差450文。

加上妇女纺织和饲养家畜的收益，全家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秦朝的人民生活水平，有两句话可证：“服囚犯之衣，食犬彘之食。”西汉景帝时的大臣晁错，叙述汉文帝在位时的农民生活状况，也算了一笔帐：农夫一家5口，其中应服徭役的壮男至少2人，一年有几个月不能在家劳动。

一家种田不过100亩，收获不过100石。

还有送往迎来，吊丧、疾病、养育儿女。

一遇灾荒和急征暴敛，就要贱卖农产品和借高利贷，最后只好卖田宅卖子孙来还债。

西汉“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农民的生活还不如战国初期，负担比周朝高20倍的秦始皇时代的农民，生活水平就更加低得不可思议了。

“近几十年由于秦简出土，大家对秦的奴隶制有了新的认识，如奴隶在当时是大量存在的，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仅是残余而已。

从秦简得知，即使在百姓、士伍之类的平民家中，也拥有数量不等的臣妾；官吏、富人家中就更多。

而且臣妾也并非仅从事于家务劳动，简文中明确表示，有的臣妾要从事于‘田作’，若他们骄悍不从主命，还会受到国法的制裁。

官府也有不少的奴隶，有部分奴隶和私家臣妾一样，也要从事农业劳动。

秦不仅有很多奴隶，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田野上服役的。

西汉在经济上和秦有很大的连续性，所以农业中也大量地使用奴隶劳动，而且有关的史料比秦更多。

《史记.季布传》说到的‘田事问此奴’，是西汉早期农业中使用奴隶的一条重要证据。

实际上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特别是1975年左右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中所出的竹简，提供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具有说服力的材料。

如第八、九、一六八号等座墓中所出的竹简，其中既有奴婢的名册，有的注明：‘耕大奴四人’，或是：‘田者男女各四人，大奴大婢各四人’，‘小奴一人，持臿’，等等。

有些竹简上还标明奴婢所从事的各种具体职务，有侍、养、谒者、御、牛仆、马仆、田等，田当然是指种田，即《季布传》所说的‘田事’。

从事于田的奴婢还有更细的分工，简文中的这些田事奴婢，表明他（她）们和侍、御等不同，乃是一批专职的种田奴隶。

古代虽有男耕女织的传统，但西汉时女奴也被驱使于田地之上，只是以往所不知的事实，因为在文献中从未提到过。

尽管女奴也和男奴一样用于耕作，但男女之间似乎还有分工，如男奴一般是‘操臿’，操锄者也有，并不多见，而女奴都是操锄。

凤凰山竹简中所记每家拥有生产奴婢人数不算多，这和当时社会经济某些特点有很大关系。

因为每家拥有奴隶的多少，主要由占有土地多少所决定。

从战国开始，虽然土地也渐渐变为一种能买卖的商品，但并不普遍，土地兼并引起人们重视始于武帝时。

到西汉末东汉初，土地兼并比武帝时更严重。

西汉晚期，张禹有田四百余顷，同时的庶民阴子方有田七百余顷。

樊重也是平民，他广开土田三百余顷。

垦殖这些田地的自然是奴隶：‘课役僮隶，各得其宜，而财利岁倍’。

从王莽的‘王田’到刘秀的“度田’，对抑制土地兼并都无济于事。

……《后汉书.第五伦传》说第五伦，‘免归田里，身自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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