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异录》云:“后主善书，作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

又云:“后主作大字，不事笔，卷帛书之，皆能如意。

世谓‘撮襟书。”他不仅独创“金错刀”及“撮襟书”体，书学柳公权体也颇见功力。

他曾传授发韧于卫铄、成就于钟繇、王羲之的“拨镫法”，并续羊欣的《笔陈图》。

李煜不仅是一位书法家，而且还是一位书法理论家，作有两篇专论书法的文章传世，一篇是《书述》，另一篇是《书评》。

这两篇阐述书法和品评历代书法家书艺的作品，持论精当，文笔流畅，实为一代大才的佳作，堪称我国书法宝库的珍品。

在《书述》中，他对累世相传的书法基本要领的归纳和披露，特别是关于书法风格因人的壮老而不同以及功用殊异的论述，更是独具慧眼，发人所未发，为历代书家所不企及。

这对于弘扬我国的书法艺术，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在《书评》中，李煜又以一代书法大家高超的鉴赏力，对王羲之以后的几位书法名家逐一作了自视公允的评价。

从中可以看出唐代诸家当时均师“书圣”王羲之，且各有取舍地继承了王氏书法艺术某一方面夕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

这种溯源分流、切中肯萦的评析，表明李煜对书法一道功力深厚，书法理论造诣颇深，是一位有真知灼见的书法评论家。

李煜善画。

沈括《梦溪笔谈》云:“江南府库中书画至多:诸书画中时有李后主题跋，然未尝题书画人姓名，惟钟隐画皆后主亲笔题‘钟隐笔’三字。

后主善画，尤工翎毛，或言凡言‘钟隐笔’者，皆后主自画。”米芾《画史》称李重光“花清丽可爱”:《太平清话》云“后主善墨竹”。

《黄山谷集》云:“世传江南后主作竹，自根至梢，一一钩勒，谓之铁钩锁。”[宋]黄庭坚.：《黄山谷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后主才识清赠，书画兼精夕尝观所画林木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他于花鸟、人物、山水均能精擅，于墨竹尤有独创。

据《宣和画谱》载，当时御府就藏有九幅画，如“自在观音象”、“云龙风虎图”、“柘竹霜禽图”、“柘枝寒禽图”、“秋枝披霜图”、“写生鹤鹑图”及竹禽、棘雀、色竹图各一。

对书画的独钟和较高的造诣，使他的收藏品味也更“远过常流，高出意外”了。

3、搜求曲谱。

书画而外，李煜还着意搜求古今各类名家曲谱。

盛唐时名噪天下的《霓裳羽衣曲》，“乱离之后，绝不复传”，后来残谱流到南唐。

马令《南唐书》记载:“唐之盛时，《霓裳羽衣》最为大曲。

催乱师旷，其音遂绝。

后主独得其谱。”陆游的《南唐书·:后妃诸王列传》也记载了此事:“故盛唐时，《霓裳羽衣》最为大曲。

乱离之后，绝不复传。

后得残谱，以琵琶奏之。

于是，开元、天宝之遗音，复传于世。”[宋]）陆游：《南唐书》第16，《后妃诸王第十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霓裳羽衣曲》世无谱，好事者每惜之。”《江表志》载周后独能接谱求之。

《霓裳羽衣曲》是礼赞大唐帝国开元、天宝盛世的太平法曲。

自盛唐开始，流行于宫中。

后来此曲步出京师帝室，流布四方，各地节镇也可排演。

不幸“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安史之乱的踏踏马蹄中，这支宫廷乐舞从此湮没。

事实上，自文宗宣宗以后，晚唐时曾经演奏《霓裳羽衣曲》的记载，己然极少见了。

在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的诗句中，虽可发现“霓裳”一语，但多是对开元盛世之回忆时言及，或是单纯地以乐曲之名作比喻而已。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此曲几近绝响，乐谱也飘散损毁几无可寻。

但李煜却“独得其谱”，足见其搜求之功。

4、修整、校勘、编秩。

李煜不仅搜寻珍藏裱装书籍曲谱等文献资料，而且还着力于修整、校勘、编秩，注重所藏文献的精到完备，与同时代的一些政权仅只注重收藏大不相同，这也使他高出了当时的文献收藏象之列，独具特色。

更值得一书的是，他还曾努力补缀残缺曲谱，再现原曲完美的魅力。

他并不以收藏珍贵的《霓裳羽衣曲》残谱为满足，而是致力于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怎得几回闻”的大曲进行再度补缀、重现。

他曾将残谱交给善弹琵琶的乐工曹生，令其补缺，可惜曹生按谱粗得其声，而未尽善。

对艺术，一向要求颇严的李煜，遂又将残谱交给了他那通书史、善音律、尤工琵琶的昭惠国后周氏。

周氏按谱寻声，变易讹谬，去繁定缺，“新音清越可听”，终于使残谱得到了较完关的重现。

《玉楼春》词，便记载了他当时在宫中“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的歌舞宴乐生活。

5、刻书印书。

不仅求书藏书，南唐自己也刻书印书。

当时付梓印行的就有刘知几的《史通》、徐陵的《玉台新咏》等，且上面都盖有“建业文房”之大印。

南唐成了当时最富盛名的印书业发达的地区之一，史称“文献之地”。

“独以典籍自娱，未曾干预时政”的李煜，身体力行，为南唐文献的收藏、文化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惜，北宋开宝七年（975），当宋兵兵临城下之时，李煜竟学梁元帝，令黄氏放火焚毁了内府图籍，使得所藏文籍及钟王字迹几乎全部化为灰烬。

《江南别录》曾有记载:“城将陷，谓所幸保仪黄氏曰，此皆吾宝惜。

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无使散逸。

及城陷，黄氏皆焚，时乙亥岁十一月也。”李煜在《题:序》中所发的激愤语夕竟成了对白己绝妙的讽刺。

施沁认为，《江南别录》所称之“皆焚”图籍，恐不足信。

北宋平江南后，大将曹彬舟载船装，掠走了南唐的许多藏书。

李煜幽囚汴京时，宋太宗赵光义曾幸崇文院观书，并召李煜及南汉后主一同观书。

太宗曾对后主说:“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简策多卿旧物，归朝来颇读书否?”[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17，《李煜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

后主顿首谢之。

可见图籍并未毁尽，但焚后所剩的，都被北宋掳略一空。

南唐所藏的文献图籍究竟有多少?史载:太祖命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

王应麟《玉海》称:“宋初凡得蜀书二万三千卷，江南书三万余卷”。

马令《南唐书》则有宋初“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之说。

这三万、十万之说，都是焚后所得，足见南唐藏书颇为丰厚，称为“文献之地”，当之无愧色也。

而李煜以自己优秀的鉴赏力、独特的审美只眼、对文史、书法、绘画、音乐的造诣和创获，身体力行，着意提高了文献收藏的品味，又以帝王身份，召集和提携了一大批能工巧匠、艺术才人，功不可没。

然而，当他在文献收藏上殊多建树时，却最终走上了国破家亡之路，令人可叹可悲。

参见施沁：《李煜与南唐文献》，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第47-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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