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中国的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在电视和收音机前，听到了杨朔铭的就职演讲。

“……我们有博大精深的古老文明，有善良敦厚的各种宗教，虽然派别不同，可是所有教派都诲人以正直、诚实、信用、节制、感恩和仁爱；我们有了这些恩赐，还需要什么才能使我们成为幸福的和欣欣向荣的民族呢？

各位同胞：我们还需要一样，那就是一个明智和节俭的政府，它防止人们彼此相残，让人们自由地从事他们自己的工作和不断进步，而且不夺取人们勤劳之所得。

这就是一个良好政府的要旨，也是为我们获致完满幸福所必需的。”.

“各位同胞，我就要开始执行职责，这种职责包含你们所珍视的一切。

我所领导的政府，要给予人人以平等和公正的待遇，不问其地位或宗教上或政治上的信仰；与友邦和平相处，相互通商，并保持诚挚的友谊，但不耽于跟任何国家结盟；维护各省市地方政府一切权利，使各省市地方成为处理我们内政最合适的行政机构，和抵制**和趋势的最有力的屏障；根据宪法保持全国政府的全部活力，作为对内和平及对外安全的最后堡垒；注意维护人民的选举权，因**战争时留下的弊端没有和平的补救辨法，人民选举权乃是对那些弊端的一种温和而安全的矫正手段；绝对服从多数的决定。

这是共和政体的主要原则。

若非如此，便只好诉诸武力，而这就是**的主要原则和直接起源；维持纪律严明的民兵，作为和平时期和战争初期最好的依仗，以待正式军队的接替；实行文权高于军权；节省政府开支，减轻劳动人民负担；如实清偿我们的债务，审慎地维护公众的信心；促进农业，并鼓励商业扶助农业；传布知识并以公众理智为据谴责一切弊端；保障宗教自由及出版自由，并以人身保护令和公平选出之陪审团进行审判来保障人身自由。

在当下的战争时期，这些原则成了在我们前面照耀、指引我们前进步伐的星辰。

我们祖先圣贤的智慧。

我们英雄的鲜血，都曾奉献出来实现这些原则。

它们应当是我们政治信念的纲领，国民教育的课本，测验我们所信托者的工作试金石；如果偶尔因为一时的错误或惊惶而背弃了这些原则。

我们应当赶快回头，重行走上这条通往和平、自由和安全的唯一大道。”

伴随着杨朔铭的演讲，记者们手中的镁光灯闪个不停，更多的人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

“各位同胞：我现在来到你们所指派给我的岗位上。

根据我担任较低职位时所得到的经验，我已经看出这是所有职务中最艰巨的一种任务。

我不敢希冀大家给我最高的信任，我仅要求大家给我适当的信任，使我在依法办理你们大家的事务时，能够坚定和奏效。

由于判断有偏差，我将来难免会常犯错误。

当我做得对的时候，那些不是站在统观全局的立场观察问题的人。

也会认为是错误。

如果我自己有错误，决不会是有意犯的，我会请求大家宽容；对于别人的错误，那种如从全局观察便不会犯的错误，我请求大家支持我去纠正它们。

今后我所关心的，是要在我的权限以内尽力，为所有同胞的幸福与自由而努力。

让大家共享和平与繁荣。”

杨朔铭结束了自己的就职演讲，便回到办公室开始了工作。

杨朔铭以这样平和的方式，结束了这场可能使国家陷入恐慌和混乱的危机。

而在当天夜里，他的演讲的书面稿。

便出现在了莫斯科郊外别墅最高领袖的酒桌上。

“在这样的时刻，中国人竟然担心他们的民主共和制度受到威胁。”斯大林随随便便地浏览了一下，便将这份报告交给了身边的布琼尼。

“中国人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愚蠢！”布琼尼看完了报告，交给了坐在一旁的莫洛托夫。

“也不能这样说。”莫洛托夫摇了摇头，说道。

“中国政府本来会因为这一次的袭击事件而陷入到混乱之中，但这个人结束这一切只花费了一天的时间。”

“那又怎么样？”布琼尼满不在乎的说道。

“英勇无敌的红军就要开始进攻了！

等待他们的，只有毁灭！”

“我当然毫不怀疑这一点。”莫洛托夫心平气和的说道，“我只是觉得，中国因为这次的事件陷入混乱，本来会大大的便利红军的军事行动。”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机会。”斯大林看了一眼莫洛托夫，说道，“‘大雷雨’行动开始的时候，必将震惊世界。”

“为‘大雷雨’行动干杯！”布琼尼高声叫道，举起了盛满伏特加的酒杯。

“干杯！”

“干杯！”

苏维埃最高领袖有“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斯大林一般起床很迟，睡得也迟，他喜欢在夜间工作。

他的癖性影响了很多人的正常生活：苏联政府的部长们不敢在夜里两三点以前离开办公室，因为斯大林可能会打电话；部长们拖住了局长们，局长们拖住了秘书们，秘书们拖住了女打字员们……许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见到他们的妻子，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妻子不是在班上工作便是在家里睡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在苏联已经消失了。

苏维埃最高领袖已经习惯了深夜办公，但如果是非常时期也可以理解，短时间内也可以应付，可如果成为常态，就很不合适了。

因为毕竟领袖的作息时间不是私人的行为，确实要牵涉一大批下属，可以说，一个正常国度不会有这样的安排的。

现在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性。

斯大林喜欢晚上工作。

像罪犯一样地在晚上工作，这其实是一切独裁者共有的风格。

他睡不着，克里姆林宫的所有机器，包括人力机器，都要围绕这种新的时间作息。

他喜欢晚上看电影，就会把导演叫来坐在前边，他是固定地坐在后边的一个椅子上的。

所有被请来的导演都不敢回头，也不知道屏幕上演的什么，一切意念都集中在后边的那个椅子上，一有异常响动。

就会吓得尿裤子。

虽然没有人因为他尿湿了裤子而送他一条新的，但此后这些尿过裤子的成年人没有一个感到耻辱，反而津津乐道。

因为在领袖和导师前面尿裤子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是一种荣誉。

除了看电影。

斯大林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还喜欢通宵达旦地夜饮。

像许多他们批判过的“封建帝王”一样，这些“昼短苦夜长”的政治局委员哪怕在“大清洗”的最**也不忘在行乐。

酒酣耳热之际，不知怎么，大家的话题转移到了天文上来。

此时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喝酒时发生了争论：莫洛托夫认为，别墅上方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则说是仙后星座。

二人上时间相持不下。

“你们为什么不打电话问问天文馆的人呢？”

“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看到二人争论得面红耳赤，就建议道。

很快，莫斯科天文馆接到了从斯大林别墅打来的电话，

“馆长同志，我们的别墅上方现在是什么星座？”

“这个……我需要一点时间去向天文学家了解……请您稍等一下……”

很不凑巧的是。

这位值班的天文馆长并不是天文学家。

真正懂天文的馆长早已经被逮捕了。

没办法，这个行伍出身的馆长只能解释说他需要一点时间。

具体地说，不是向天文学家了解，而是向残存的天文学家了解。

很快，汽车开到了一位著名天文学家的门口，馆长打算把他请来，请到天文馆来讨论这个神圣而庄严的课题。

可仍然不凑巧的是，这位天文学家是不久前被捕的天文学家努梅罗夫的好友，他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就是觉得随时会坐牢或杀头。

当听到窗外汽车驶近的声音。

他以为上路的时分到了。

门外有人按门铃，他过去开门，门还没开，就心脏病猝发，死在了家门口。

其实在“大清洗”之下。

他还是算运气好的，因为总算没有客死西伯利亚或横尸街头。

无奈之下。

馆长只好开着汽车寻找下一位。

说来也奇怪，他们即将寻找的这一位也是努梅罗夫的好友。

因为真正的天文学家这个时候已经所剩不多，因而，他随时准备和好友“共赴黄泉”。

好了，汽车驶近了，而且是专门抓人的黑色汽车，又是在“大清洗”的高峰时段——深夜两点半，那么，还犹豫什么呢？

难道一个60多岁的老汉，还准备再经受一番刑讯逼供而死？

还没等门铃响完，这位天文学家就飞身从窗子里跃下，扑向了他终生挚爱的星星。

不过方向正好相反，不是向上，而是向下。

从共有党员的人生态度上讲，很可是很不时髦的。

倒霉的天文馆长足足折腾了一夜，到天亮时终于弄明白了。

赶紧往斯大林别墅打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

“没有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守电话的人答道。

这小小的一幕说明，在苏联这样一个从生活到自然，从生命到财产，甚至包括时间都完全被国有化的极权社会里，人是一无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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