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加入党卫军的人必须通过严格审查，经受艰苦训练。

只有“最优秀、最可靠的国社党员”才会被考虑。

他们必须要高效率工作，足智多谋，值得信赖，最重要的是要忠于希特勒。

他们不参加政治讨论，但是要出席发布政治命令的会议。

他们被禁止在党的活动上吸烟，如果没有命令，也不能擅自离开房间。

“忠诚即荣誉”，成了他们的座右铭。

如果不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出现，党卫军仍然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甚至无关重要的组织。

1928年1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开始负责党卫军的日常运作；一年后，他成了该组织的领导人——帝国党卫军元首。

在他的管理下，党卫军扩大了规模，纪律比以前更为严明，党卫军对希特勒毋庸置疑的忠诚也再一次被大肆渲染。

海因里希?希姆莱想要把他的极端信条灌输给党卫军的成员。

他曾经夸耀：“如果希特勒命令我枪杀自己的母亲，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并且为他的信任而自豪。”

之后，随着冲锋队力量的消退，党卫军全权负责希特勒的安全。

他们是不二人选。

相应地，希特勒新的保镖也全部从党卫军中选出。

第一任指挥官叫泽普?迪特里希, 是一位性格直率的巴伐利亚人, 他是自由军团的退役老兵，参加过啤酒馆政变。

随着德国政治升温，暴力冲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必须做好保卫希特勒的安全工作。

1932年2月，迪特里希奉命为希特勒组建一支全天候的保卫队，于是党卫军护卫队成立了。

当时，有人这样形容这支部队：

“他们属于长相英俊、体魄强健标准德国人的典范。

穿着笔挺黑色制服，外面套着带拉链的摩托车罩衫……戴着飞行员头盔，配备左轮手枪和马鞭，看起来如同火星人一般。”

在迪特里希的领导之下，护卫队最初只有12个人。

在那年混乱的竞选活动中，他们一直护卫着希特勒。

1932年春，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埃尔宾镇竞选，随行人员中了共有党抗议者的伏击。

正当希特勒的司机猛打方向盘，逃脱这伙暴徒时，身穿皮衣的保镖跳出了轿车，他们挥着橡皮警棍、黑色金属大棒朝袭击者冲去，成功的保护了希特勒。

希特勒住在慕尼黑时，安全措施更加规范。

从1931年起，他就住在称之为“褐色大厦”的楼房里——这是一座漂亮的三层宫殿，曾是意大利驻巴伐利亚皇朝使节的住所。

警卫从党卫军调来, 实行三班制，每班17人，至少有10人在楼内站岗，另外6人分别在入口、地面和周围守卫。

来客只有获得有效通行证才能进入楼内。

但是慕尼黑的安全警卫是否有效仍让人怀疑。

首先，1933年之前，哨兵严禁携带武器。

除此之外，已制定的安全措施似乎也未能一直严格执行。

据一位来访的英国人回忆，他只是受到哨兵训斥，被告诫不要在屋外人行道上走动，却只字未提进入楼内安全程序的具体内容。

实际上，希特勒1932年采取的安全措施与1923年所采用的大体相同。

他拥有一支任他调遣、舍身忘己、忠心不二的护卫队，但其工作效率却让人怀疑。

要创造一套保卫希特勒的可靠安全机制，首先得解决来自于希特勒本人的问题。

希特勒对自己安全问题的看法往往前后矛盾、反复无常。

一方面，他为自己凶多吉少的命运所困扰，备受煎熬。

他视自己为“命运之人”，是使德国走出被奴役状态的领导者。

而羸弱的体质又让他觉得自己来日不多。

他一直抱怨自己百病缠身：耳鸣，周期性偏头痛，失眠，湿疹，胃痛，肠胃胀气和牙龈出血。

除此之外，他还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此外，希特勒还先入为主地持有一种想法，即他可能会死于暗杀。

结果，一如他时刻向警卫们灌输的那样：他认为自己的生命至关重要。

他对保安措施产生了浓厚兴趣，要求这些措施时刻得以更新、得到加强。

他经常在公众场合携带手枪，而且他的贴身保镖和助手也无一例外地全副武装。

希特勒的政治活动不可避免地使他置身于巨大危险之中。

身为德国政治生活中最具暴力、最具攻击性运动的领袖，他自然成为对手的死敌。

在竞选活动中，不管是在充满敌意的听众面前演讲，或只是在前往参加政治活动的旅途中，他常常与袭击他的人相遇。

尽管希特勒对安全细节万般考虑，他从根本上还是不相信他的保镖会起到任何实际作用。

他的“宿命论”使他把数次死里逃生归于“纯属偶然，与警卫力量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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