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威逛东市问到的，然而他也不知道纺织机该是什么样子，连黄道婆的那一种都不知道。

倒是种植方法可以提高一些。

可害怕父母忌惮，又不敢说了。

这个绵是指丝绵。

亦是很轻。

然后国家还有许多事务需要劳力，比如水利，或者运送货物等等，也就是徭役，每丁一年定制二旬，也就是二十日，是无偿的义务劳动。

若因故不能服役，可以日交三尺布庸代替。

至少在李威看来，很简便宜行。

还有其他的税务，那就不好了，在父亲手中因为官员增多，看到民间高利贷盛行，于是每年拿出一部分钱放官贷，利息比私人的还要重。

老百姓不愿意，于是强行摊派。

有的地方利息高达百分之一百五，甚至百分之三百。

好在这种高利贷不多，每年为国家得贷款十几万缗钱，用作官员的俸禄。

但实际肯定不止，大多数进了官员的私囊。

另外就是关税，国家耻于言商，关税很模糊，有的关卡定税很重，然后接受商人的贿赂。

等于是变向的走私。

要么广州港，胡应就说过此事，本来市舶司一年可以为国家带来大量税率的，然而定税很重，于是蕃船未见港之前，就将货物用走私的手段卸掉了，然后空船进港。

因为税法的不完善，对此官员都感到无奈。

后两项也许使许多官员兵卒发家致富，可对国库收入却没有多大补益。

国家税务来源，还是租庸调制。

狄仁杰又说道：“建国之初，上到大家望族，下到黎民百姓，人口减少三分有二，多了许多无主之地。

国家租庸调制尚可实行。

即使，人口众多的狭区，人丁只有三十亩，十亩，甚至五亩。

国家安定，人口繁衍，永业田不增，一丁变成三丁、五丁，百姓压力始增。”

李威脸色阴沉了。

租庸调制本义是好的，可这个基础是架空在人丁百亩上，如果一丁只有几亩地，还要交纳这些租庸调制，就十分沉重了。

如果两三亩，交掉两石粮食，还要地来种桑麻，以现在的产量，直接破产！

然而不止这些，狄仁杰又说道：“因为建国之初，田地宽裕，所以多有赏赐，亲王百顷，一品官员六十顷，直至九品二顷。

甚至还会破例，比如高祖曾授裴寂相公田千顷。

已为特例，今田薄，然而赏赐不断。”

李威面色更沉重，本来地就不足，这样的赏赐无形让田地更加紧张，一顷不是后来的一公顷，现在的计量单位很成问题，可也大约与后来的一百亩相当。

也就是一下子赏赐了裴寂十万亩！

试问唐朝有多少个十万亩？

狄仁杰继续说道：“不过现在朝廷大多数只是虚赏，已无多少实田可授了。

但问题不在这里，按照朝廷法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一品，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职事、勋官以上、有封者若县男父子，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皆免课役。

又规定视九品以上官，不课。

阙下科名者，乡中赋籍除。

这些课除就包括部曲与佃户的税役。”

断案善长，因此对律法很熟悉，随手拣来。

说到这里，指着那个老农道：“许多百姓承受不了朝廷的压力，于是带田投于各个免税地主官员名下，逃避朝廷的租庸调制。

而各地良田，却大多数为地主所占有。

就包括臣在内，家有数百亩良田，虽然不多，可是没有税役，雇佣一些百姓，侥幸能臣全家温饱。”

如果不贪，或者没有其他的外路，即使几百亩地，也只能温饱，但唐朝能有几个狄仁杰？

“再说府兵，本来府兵有足够的义田，又是免税，开国之初，又赐钱二万五千，因此战斗力强大。

然而义田日见减少，即使免税也无法让全家温饱。

并且因为田地紧张，一旦战死，稍作抚恤，就将义田收回。

这不算，大非川之败，吐谷浑与西域渐失，臣从远方来，一路闻听马价应声而涨。

而铁器等物资早就上涨了，二万五千钱，在马匹紧张的地方，一匹老弱之马都购买不到。

这样下去，士兵堪忧。”

这使李威又想到了那个陆马，实际上朝廷禁止私人贩马的。

不过这也是一个灰色区域，毕竟农民耕地也需要马，朝廷每年将淘汰下来的老马弱马劣马，售给农民。

但官员作派死板，于是对私人商马，也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其实用商贾之法，也未必是一个坏主意，毕竟唐朝很有钱，如果全面放开，大量的战马会从突厥、契丹、吐蕃而来。

这些商人的神通，可不能忽视的。

但这个行商，那天父亲的大骂，不能开口的。

而且每改革一项，就有漏洞可钻，比如高利贷。

说不定放开了，反而马价没有节制，让商人操作成天价，这个后果，自己不敢承受的。

说到底，还是税法。

再说到底，自己为什么不多看看历史书籍而来！

后来有许多好的税法，比如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法，可是自己记得不大清楚。

并且府兵制与租庸调制是唐朝立国之本，这两项制度破坏，就是以后自己登基，也是危机重重。

并且国家越安定，人口越多，这种危机越大！

试探地问了一句：“狄卿，如果按照田亩收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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